认识一位伟大的作家

 

 

 

 

 

 

 

 

——读《特罗洛普自传》

安东尼·特罗洛普是19世纪英国经典作家之一,一生创作长篇小说47部,以及大量短篇小说、游记等。英国著名学者戈登·对他的评价是:“一位伟大的、真实的、多才的艺术家……他留下来的具有永久价值的小说,比任何其他英国小说家所留下的数量都要多。”

国内已出版的特罗洛普小说汉译本有《养老院院长》、《巴塞特的最后纪事》、《索恩医生》等。但是,不无遗憾地说,这些小说我从未读过。我是因翻译《特罗洛普自传》,才“认识”了这位伟大作家的。他的成长历程和创作生涯,他对艺术的追求和态度,即使时光流转130余年,对今天想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仍然具有很好的启示和激励作用。

特罗洛普生于1815年,父亲曾是伦敦大法官法庭里的一位优秀律师,但脾气很坏,事业每况愈下;在放弃律师行当后,经营田产也缕遭失败,直至破产。特罗洛普从7岁进入哈罗公学,到19岁告别校园生活,始终是一个被富家子弟歧视的穷小子,在回忆自己所受的孤立和侮辱时,他不无凄苦地写道:“啊!我多么清楚地记得年少的我内心忍受的所有痛苦。我苦思冥想,是否要永远孤独下去?是否可以爬上学校的塔楼结束一切?”特罗洛普的母亲弗朗西丝·弥尔顿却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女性。当一家人陷入贫困时,她带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去美国做小商品生意,4年后,从美国回来,带回一本写美国风俗的书,并获得成功。在后的20多年里,她笔耕不辍,成为当时有名的畅销书作家。特别是当丈夫和两个孩子患上肺痨,她以惊人的毅力,一边护理病人,一边为家庭生计而写作。“在我母亲的房间里,医生的药水瓶和她的墨水瓶一样多……母亲把自己的精力分成两部分,在恼人的生活中让头脑保持清醒,以便承担应尽的责任,具备同样能力的人,我从未遇见过。”特罗洛普在自传里满怀敬意地回忆道。母亲的慷慨、仁慈和勤劳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特罗洛普。

1834年,19岁的特罗洛普成为伦敦邮政总局的一名文书,7年后被派往驻爱尔兰办事处担任检查员。工作性质决定他有机会四处旅行,并培养起一辈子放不下的乐趣——狩猎。在爱尔兰的第三个年头,他还如愿地结了婚。总之,生活过得足够快乐,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却因忙于邮政业务而迟迟不能付诸行动。1845年,30岁的特罗洛普完成第一部小说《马德默一家》,在母亲的帮助下于1847年出版。但是,这部小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之后,1848年出版的《凯利一家与奥凯利一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经历一连串失败后,1855年底出版的《养老院院长》终于为其奠定了成名的基础。此后,《巴塞特寺院》、《三个职员》、《索恩医生》等小说和其他作品以惊人的速度一部接一部问世。美国著名小说家霍桑不无赞赏地评论道:“你们读过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吗?它们恰好合我的口味——内容既可信又充实,它们是靠吃牛肉喝啤酒的力气和灵感写出来的,真实得就像某位巨人将地球砍下一大块,连同上面所有忙忙碌碌的居民,放在一个玻璃罩下面,不知不觉地被展出。”

小说家好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造物主”,他用手中的笔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多彩的世界,以及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在《特罗洛普自传》中,这“造物主”显然是从幕后走上了前台,向人们倾心讲述他的身世、奋斗历程和创作经历,并无比真实地表达出他对命运、人性、艺术、政治、荣誉、友谊等问题的观点。

“作家需要像一切工匠那样干活——并且要有勤奋的习惯。”——勤奋当属特罗洛普最突出的品质。把写作当成第二职业的他,养成每天早上5点半坐到书桌前写作的习惯,并为自己立下规矩,平均每周大约写40页,每页容纳250字。做检查员需要经常外出,为了在轮船和火车上也能照常写作,他制作了一张小桌子,任周围的乘客把自己作为谈论对象,旁若无人地进行创作。勤奋不仅使他成为一名高产作家,也让他成为一个信守承诺之人,与出版商签订合同的稿子,他从来没晚交过一天,也从没由于篇幅比合同规定的少而惹麻烦。

“在文学界,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根本不应该交往,这可以看成是一条金科玉律。”——在特罗洛普看来,作家与批评家交往注定会变成一种交易,想成名的作家会千方百计讨好批评家,批评家则以在主流杂志上发表赞赏性评论为回报,毫不顾及批评家的责任与操守。这种行为必将导致批评的不诚实,而不诚实的批评不仅对公众有害,也贬低了作家自己。他在很早以前便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下定决心,如果继续从事作家的职业,决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任何批评家交往。我既不期求评论,也不反对评论,而且即使在心里也永远不感谢表扬的评论,或谴责批评的评论。我自己绝对严守这一原则,而且将把它推荐给所有年轻作家。”这种声音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的文坛,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我承认我把文学当成一种职业的首要目的,就跟律师走进事务所、面包师准备好烤箱一样。我希望赚到钱,以便让我和属于我的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体验过贫穷滋味的特罗洛普懂得金钱对于穷人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从不讳言以金钱衡量文学创作的劳动成果。他在自传的最后部分一笔一笔地罗列出从1847到1879年间发表或出版的所有作品赚到的钱,从几十镑到两三千磅不等。他反对作家因其作家身份不应该看重金钱的观点,认为那种违反自然的所谓美德,即使被践行,也算不上美德。一切物质上的进步都来自于人人有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做到最好的愿望。律师、牧师、医生、工程师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人性的癖好,努力以食裹腹、以衣蔽体,并让妻儿吃饱穿暖,尽可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手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作家也不例外。但前题是靠诚实劳动,如果不好好写书却比好好写的人赚钱更快,“他实际上是拿再生毛料代替细毛织品销售——他便是不诚实,跟别的奸商一样可恶。”他说。

“许多人会嘲笑小说家能教导人崇尚美德或高贵……他们把讲故事的人看成是一群迎合邪有暗香盈袖恶世界的邪有暗香盈袖恶乐趣之人。我看待我的艺术的观点如此不同,以至于曾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布道的传教士,而我的讲坛同样是一个使听众既受益又愉快的讲坛。”——他以此表明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

    “当一位作家引用了别人的话语或情节,他应该如实地承认他所引用的东西,而不将功劳据为己有。可以说,我从来没把他人写的一句话当成自己的东西出版。”——他对文坛的剽窃现象呲之以鼻。

    “年轻的有志者……如果你必须靠工作谋生的话,别从依赖文学开始。”——他用切身经历告诫年轻人:一旦取得成功,作家这个职业确实非常令人愉快;而在寻求成功的路上所忍受的苦恼常常是可怕的。

在整部自传里,类似上述这种清晰有力、真诚坦率的“格言”随处可见。它们既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的创作经验之谈,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智者的人生经验之谈。

1882126日,安东尼·特罗洛普去世。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他是一位钟情的丈夫、一位可爱的父亲、一位真正的朋友。”也许还应加上一句:一位性格倔强的人。

《特罗洛普自传》写于187510月至18764月间,出版于1883年。作者生前给他的儿子享利写了一封信,叮嘱这部自传要在他死后出版。显然,这位性格倔强的人有意将活着时一些不能说、不便说或不愿说的真话,留在死后从坟墓里说出来。

浑河上的桥

 

秋来,天气晴好。有三个晚上陪老公拍照片,也用我的小相机拍了几张桥的照片。存此为记。

瞪裂雾里看花的眼

——印象佳然兼论《初秋印象》

一个人最初写下第一行诗也许纯属偶然,而从这第一行诗开始,被不知藏在何处的一行又一行诗歌的绳索捆佳节又重阳绑着,走过生命崎岖不平的路程,自称或被他人指认为“诗人”,则是一种命运。每一位诗人都是这样一个被缚者。或者,可以说,每一位诗人都是一只作茧自缚之蚕,它不停地吐出丝(诗)来,包裹自己,为的是终有一日,灵魂张开翅膀飞舞于天地之间。

飞舞的灵魂是自由的,其蜕变过程却极其痛苦。佳然对自己之为诗人的感受是:“自认前世诗曾施鸿恩于我,不然怎会甘受之奴役而后快,注定今生蜷局方格,信说济世度人的癫话,觊觎来世。”为诗歌的奴隶,不只是体力的付出,更有精神上的煎熬和磨难,每一位梦想说出“济世度人的癫话”的诗人都有过相似的痛苦:

        走投无路,只好顺着

        方格联缀的天梯攀缘

        多少回被定格成“囚”

       不知刑期几何

                  ——《囚之梦》

诗人一旦自以为说出了“济世度人的癫话”,恨不能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然而,陶醉总是十分短暂,睁开眼睛发现,世界仿如歌中的唱词,“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显然,诗人的“癫话”既没能济世,也没能度人,正如奥登所言:“诗歌没有让任何事情发生”。但是诗人从不气馁,他向着大地进行一次深呼吸,然后重新回到书桌前,调正坐姿,像西默斯·希尼那样——

         我的食指和拇指间

         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

         我将用它挖掘。

                   ——《挖掘》

 “挖掘”什么?不是金子(有时甚至是连能填饱肚子的土豆都不是),却是比金子更可贵、更难得的珍宝。诗人就是这样,肩负着西西弗斯似的命运,周而复始地为诗歌服着永久的、乃至终生的劳役,且无怨无悔。

       诗,是诗人朝圣的殿堂。诗,是永远走在朝圣的路上,小圣徒望着大圣徒的项背……

      便是在这朝圣的路上,我遇见了佳然。

       十几支火把围坐一处

        搭起篝火,弯月点亮谁的

        生日蛋糕,以及星汉拱照的银河

        在这颗火种壮大的时候

        一些以诗为乐的人儿

        成为它的外焰。燃烧

        使山谷的秋天春意融融

                     ——《广角镜头:火之舞》 

 2005年秋天,一些怀着梦想的诗人结伴去阿什河溯源,夜宿帽儿山谷——佳然这首诗让我回忆起那个有些凉意而蝉鸣不息的秋夜,也令我想起他那时给我的印象。生活在北方以北的佳然,身材不是北方男人通常的高大健壮,性格也不是北方男人的粗犷豪放,描述他的词汇应该使用清秀、文雅、温和、书卷、内敛一类。不记得有过怎样的交流,但这形象深深地印在记忆里。此后只是偶尔在网络里读到他的诗,直到2013年夏,在北京的“难度写作”研讨会上不期而遇。8年后的佳然,依然清秀、文雅、温和、书卷、内敛,需要附加的另一个词是:亲切。那种老友重逢的亲切,是映在脸上、蓄在眼中,而无需劳动嘴巴去表达的。握手与简短的问候自不可少,却也仅此而已。短暂的重逢之后是匆匆的告别,而印象依旧深深地保留下来,持久、难忘。或许记忆本身是有选择性的,记忆只拣选它喜欢接纳的东西加以储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和事会很快淡忘,相反,另一些人和事终身难忘的缘故吧。

而这同一个佳然,如果不是他亲自派他的众多诗歌的“孩子”,代替他本人来到我面前,让我一一打量他们的样貌,怀着对待朋友的“骨肉”的好奇与耐心,倾听他们的喧阗,我对诗人佳然的了解该是多么苍白!

现在,通过这些诗歌的“孩子”,通过这些多棱镜们,我大体知道诗人佳然是个怎样的人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性情癖好、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同样也发生在他人身上或身边的事件的所思所想。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出自同一血缘的“孩子”,他们彼此的性格多么不同!有的温情——“好想唱歌给一个人听/尽管她早已在另外的空间落定/可我仍要唱,不在乎/寒风灌满整条声带/我将唱入梦境,再把梦唤醒”(《好想唱歌给一个人听》);有的机智——“首都T3航站楼忙碌依旧/过客匆匆,起起落落/或许,寻找转机/或许,有机可乘/事实上 不在于飞得多高、多远/而看能否平稳着陆”(《或许,有机可乘》);有的谐谑——“吃饱的海鸟用海水漱口/牢骚随饱嗝弹出/海龟需要保护?那我们海鸟/难道就不需要/收拾几个王八蛋,算个鸟事儿//在离巢不远的地方,海鸟飞进鹰腹/鹰说:我来主持公道!替海龟报仇/鹰在困惑,没少这样间接进补/为何活不到龟寿的百分之一//一声枪响,矫健的翅膀永远停摆/后经证实:鹰被同伙举报/说它患有禽流感/解剖的兽医说;鹰肉忒香”(《海滩记事》),好一幅漫画语言勾勒出的以正义名义行使非正义勾当的“浮世绘”;有的玩世不恭——“我说过,爱情就是两心相拷的法兰盘/我说过,婚姻就是假释的无期或死缓/我说过,良心风干后更便于贮存贩卖/我说过,失重的天空无所谓本末倒置/是的,我说过,全都是我说的/梦话。我想,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妻问我过于简单的问题》);有的幽默——如《当猪的感觉》;有的杞人忧天——如《一个叫福的岛很不幸》。另外,有的孤单,看起来很象“父亲”的翻版;有的绕舌,简直像是对少言寡语的“父亲”的叛逆……

俗话说:龙生九子,九子各不相同。这话用来形容佳然的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大体也贴切。

如果说作为男性诗人的佳然是众多诗歌“孩子”的父亲,那么,“孩子们”的母亲是谁呢?无疑,是生活。或者,用里尔克的话说,是经验。每一首诗都是诗人与生活(即经验)爱恋的结晶。自称为“诗囚”的佳然可以说把诗歌带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在生活中发现诗歌,“险些瞪裂雾里看花的眼”。蚕,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能为人类肉体遮羞的丝;佳然,吃的是生活,吐出来的是能为人类灵魂遮羞的诗。这也正是这位“诗囚”写诗的目的。他的诗歌无疑是“介入式的”,他对人世间爱与美的呼唤并不大声,而声音里饱含热烈与柔情;同样,他对恶与丑的抨击并不刺耳,但低沉的语调总能让听到的人感受那种穿透力。

诗集《初秋印象》是诗人佳然从“不惑”走向“知天命”的十年总结。现在,我看到的佳然除了清秀、文雅、温和、书卷、内敛、亲切之外,又添了成熟、自信。因为,现在的佳然是率领他的众多的“孩子”,走在诗歌的朝圣路上。

 

                                                                                                 2013810

七棵油松下的清凉世界

炎热的正午,克俭园里热浪扑面。草地上,青草萎靡,懒散偃卧,睡着了一般。几株孤立的小树无处躲藏,叶子贴紧枝干,像身材单薄的孩子裹着半干的床单,瘦小的骨骼历历可见。园中小路,也被太阳烤得滚烫,融化了似的,热气烘人小腿。

炎热让世界变得安静。画眉鸟嗓子冒烟,唱不出歌来了。麻雀本不善歌唱,这会儿更是无心练声,闲散地聚在树下,连闲谈的心情也没有,只在你经过时,忽地撒开一张网,向前抛去,那么协调一致,仿佛翅膀与翅膀间有无形的丝线穿着。蝉或蛩的叫声是有的,只是过于平直绵长,波澜不兴,让人想到干旱的河床,无端饥渴,有胜似无。至于人声,我唯一精通的一门语言,来自小路左边不远处的凉亭,语句短促,伴之以“啪啪”的敲击声,我懂得,那是有人在下棋。人声也来自右边的一片杨树林。那些杨树已有些身量,树冠不很大,却也足以遮阳,成为人的隐蔽所。树下备有木制长凳,可躺可倚。此时,若干长凳均被占据,十分妥帖地躺着各种姿态的人,躺了许多年似的,人与凳成为一体。我听到的梦呓一般的咕哝声,便来自那些长凳,遥远,虚幻,像似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而我自己像一个梦游者,在火辣辣的大太阳下行走。

便是于漫无目的地行走中,遇到七棵油松。七棵年轻的松树,七兄弟似的围成一圈,直径均约二十几厘米,树冠十分茂盛,枝与枝交叠,构成一个天然的绿色穹庐。树木围起来的一小片地盘,大约有十平方米,泥土的地面又硬又平,不生寸草,只有松针的影子一朵一朵印在上面,像冬天玻璃上结的窗花,别致而清凉。这空地显然是被人修整出来的,也许属于某位习武者,清晨或傍晚,躲进一方清静之地修习太极,不知有多惬意!而此时,穹庐空着,没有人来,像事先腾空留给过路人歇脚的驿站。这穹庐自然也没有门户,任何两棵相邻的树木之间都是敞开的大门,迎迓你的到来。我渴望着这小小的清凉的乐土,毫不犹豫地走进去。我发现,走进去的感觉与在外面有所不同,从外向里看是一种窥探,看见的是小,从里向外看是一种张望,看见的是大,而一个人只有在成为某个居所的主人时才有向外张望的视角。现在,我便成了这穹庐的主人。在圆形的厅堂中央,我像圆心一样席地而坐,毫不介意泥土的地面会弄脏裙子,在我看来,也许泥土才是最干净的地板。我的臀部和大腿感受着来自土地的沁凉的湿气,上身也由于树冠的遮蔽变得凉快了。心,更是十分安贴,被清空了一样,没有一点杂念,只想能这样长久地、长久地坐着,向外张望,看悠远的白云,晃动的枝叶,或者,草地上花瓣一样安静的蝴蝶,仿佛原先漫无目的地行走到此才算有了目的,而这目的如此简单、容易,又确乎实在算不上目的。

这样坐了许久,忽而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穹庐里真正的“主人”就在身边,它们始终不声不响地忙碍着不为我所知晓的事情,对于我的到来毫不理会,既不说“请!”也不说“出去!”更不以任何报复性的小伎俩驱逐我,仿佛我是“无”,或者是并无妨碍的石头一样的东西。离我最近的一位好奇地用触角碰了碰我的鞋子,觉得无趣,转身走开了;另一位不知何时爬上我的裙子的一角,大概像翻越一座假山一样,头也不抬地过去了。

我尊之为“主人”的,无非是些黑头黑肚、尖嘴细腰的蚂蚁。

以人的审美和价值观评判,蚂蚁长得丑陋,却兼俱诸般美德。一位叫吉姆·罗恩的美国学者曾教导年轻人学习蚂蚁的“四部哲学”。第一部:永不放弃。蚂蚁想奔向某个地方,如果你设法阻止,它们就会另辟溪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第二部:未雨绸缪。即使在夏天,蚂蚁也会积极储备过冬的食物;第三部:期待满怀。蚂蚁在冬天里时时提醒自己,“冬天不会持续太久,我们很快就会到外面去”;第四部:竭尽全力。蚂蚁在整个夏天会全力以赴尽可能多地储备越冬的食物。除了美德,蚂蚁这种小生灵还有着非凡的智慧。据说它们过着社会性生活,有严格的劳动分工,并有一整套生存策略,它们能够合作捕食、建造巢穴、哺育后代,甚至懂得种植蘑菇之类的真菌,也能像人类养殖和放牧奶牛一样,养殖和放牧可为它们产蜜的蚜虫。它们为自己建造的房屋井井有条,有皇后的宫殿,有育儿室,有食物储藏间,全都安全适用;有街道,四通八达。仔细察看,我身边的泥土地上就有几个米粒大小的洞穴,显然,那是蚂蚁的地下建筑的出入口,而我坐着的这一小片地方,当是它们活动的“广场”,或者是一幅另类的“清明上河图”。

可惜人的眼睛没有能力透视蚂蚁的地下世界,但想想就在你的脚下,另一种精灵的社会不为人知地存在着,它们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有独特的生存方式,有神秘的语言,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信息技术,这一切怎能不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小小的蚂蚁已令我心生敬畏。想到自己这席地而坐的霸气,简直是对这些小神们的冒犯,我立即从地上站起来,躬身退出穹庐。

 

《炎夏,看荷去》

炎炎夏日,天气闷热,经不住倦意袭扰,双休日,只想懒懒地呆在家里。

似睡非睡间,竟想起龙潭的一池荷,不知如今可开否。赏荷是要当时,不宜太早,早了只见荷叶不见荷花,像布置好戏台,却没有角儿登场,自然少兴;晚了也不宜,花已落、叶将老,似一台好戏散了,满目狼藉,遗憾是免不了的。这样的惦记起荷来,倦意便如经风的薄雾,悄悄散尽,只想快些动身——看荷去!

龙潭毗邻东陵公园。下汽车,抬眼南望,大片的荷扑面而来。

荷叶层层叠叠,覆盖了整个湖面,只在中间留一条窄窄的水道,蜿蜒伸向远处,供游船通行。看似随意生长的荷叶,却也错落有致。老叶平展地贴在水面,似给一幅画涂了深暗的底色;老叶之上,万千青春的叶子擎举着,随风起舞,煞是壮观;一枚枚嫩叶,卷成两头尖尖的纸卷,或倾斜、或直立水中,静静地等待长大。绿意盈盈的荷叶,极像舞女的裙,无限美艳只为衬托一张张动人的花儿的脸。

此时,荷花正开得繁盛。放眼望去,田田荷叶间粉红的花朵灿若星辰,又像无数盏真实的荷灯,生命的火苗从内部点燃,照亮了因阴雨天气而略显暗淡的湖面。

不用说,花有花龄,也如人有年岁的。一池荷,便像一个长幼同堂的女儿国。

长者,花容尽失,已不能称其为花,裸着叫做莲蓬的头,兀自立在水中,有一点儿失意和落寞,有一点儿尴尬和自卑,或许,也有一点儿妒嫉和懊恼吧?这,不好说。其实,那莲蓬倒也有趣。如果把莲蓬想成一只只用来沐浴的花洒,相连的茎杆下面安装有水阀,打开水阀,含着籽实的圆圆的网孔怕是真的能喷出水来呢!

年轻的花朵,无疑是荷塘里的“佳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绝好的赞词。花朵们娇好的容颜,粉嫩的肌肤,雍容的仪态,洋溢着一团幸福,似用甜蜜的爱情滋养过的,生命和情感上升到极致!不能再上升了,再上升——她们懂得将怎样。因此,幸福的脸上也会不经意地掠过淡淡的哀愁,特别是当一片又一片花瓣儿羽毛似的从眼前飘落,便知晓,某个姐妹又被光阴催眠了。那是怎样的身不由己!可谁又能阻止生命慢慢变老呢?

凋零的花朵,最是不忍入目,却又最能牵绊目光。那看起来依然鲜丽的花朵,被无形的力量摇撼着,花瓣一片片落了,却不直接落入水里,而是被下面的荷叶捧住,圣物一样,捧给太阳,捧给月亮,捧给清风,捧给晓露,就像一种仪式,一种对消逝的青春的祭奠?

无忧无虑的是孩子气的花骨朵,“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蜻蜓戏小荷,当算一件趣事。一支支花骨朵,小姑娘似的,怀着无限好奇,从水下探出头脸,蜻蜓爱煞那一团新鲜的胭脂红,远远地飞过来,轻轻地落上去,小爪子挠得人家头皮痒痒,便借清风使劲儿摇晃。蜻蜓知趣地飞起来,却不飞远,兜了两圈儿复回来。就这样,五次三番,弄得人家心烦。可是,一旦蜻蜓真的飞走了,花骨朵又极无聊,巴不得头皮痒痒呢……

一池荷,上演着人世间生生灭灭的活剧,细细品味,竟也令人感慨。

生命之于个体而言,过程总是短暂,而对于整个物种的存在,又何其绵绵不绝。谁能想象,这与人如此亲近的花朵,其祖先曾陪伴过恐龙呢?物种的延续,离不开每一个生命体对自身生命过程的紧紧拥抱。倘若明了,再短暂的生命也有刹那芳华,何不听从大诗人泰戈尔的教诲,“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眼前这满塘的热闹,待到秋冬,迟早会彻底清寂,而明年夏天,将又是一派热闹景象,只是,赏花人,一准儿不同了。

沿湖边小路慢慢走着,眼睛望向荷塘,思想却在别的路上,不禁暗笑:不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么?其实,赏荷真可以什么都不想的,只享受红花绿叶带给人的简单快乐,就像身边众多赏荷人,个个脸上洋溢着满足的愉悦。

赏荷人,有至少三代同游的,有年轻妇夫带着稚子的,有情侣相依相伴的。更有外表形单影只,而内心未必孤独的人,那多半是“恋”上荷的摄影家。在湖心岛附近,我便见到一位,胸前挂着一部照相机,手中拎着一部照相机,连同有些分量的黑色三角架,目光灼灼,大步流星地向前去,不知为着哪一位朝思暮想的“美人”。“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想那《诗经》里的荷塘美人,该不就是这眼前的荷塘美人兮?

自得其乐的人们,除了赏荷、为荷拍照、与荷合影的,也有垂钓者,坐在岸上,默默无语,忽然就欢叫起来,是有鱼咬钩了。一位老者,钓到一尾小小的红鲤,高兴得像个孩子,把红鲤放进清水瓶,收起钓杆,完成一桩心愿似的,乐颠颠儿回家去。

我绕着荷塘转了一大圈,算是为今夏赏荷画上一个“句号”,便也欢喜地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