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秋色

霜降过后,天气转凉,世博园已少有人来。告别喧嚣与热闹,园林如散场后的剧院,格外冷清。而冷清的近义词是清静,对于“好静”的人来说,清静二字何其难得!

——美哉,清静!

我此番赞美的,却不是园林全然地喑哑与死寂,而是滤去喧闹的杂音后,留下纯粹的大自然的声音。风声。鸟声。叶落声。流水声。在这纯粹的大自然的背景声里,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行走,双脚踩在枯叶上发出的“沙沙”声,乃至心跳与呼吸,都成了自然之声的一部分。你欣喜中顾盼的双眸、清新的面孔、轻灵的肢体、纯净的意念,也与自然和谐一致。当一只松鼠在草地上,隔着几步之遥,站起来朝你抱拳,那是多么亲切友好的邀请!你本能地回之以微笑,你的微笑恰似一朵自然之花,散发出奇异的香味。此时,你将真切地感到,你已完全成为自然中的一分子——自然在你心中,你在自然的怀抱里。

除了可爱的清静,园林中更深藏着美到极致的秋色。

深秋的园林,不再是花的世界,而是树的王国。但是,没有哪一个季节比深秋的色彩更纯净、更美艳、更霸气。我惊讶于自然之母用怎样的巧手,为不可胜数的树木裁制出华贵得体的装束,让每一棵高大的乔木像出席盛典的王者,庄严而神圣;让每一棵低矮的灌木像过儿童节的孩子,欢乐又喜庆。那树中的“绝人比黄花瘦色佳人”,或穿梭在盛宴中——你仿佛能听到她的笑声,看见她杯盏里泼出的美酒;或安静地站在某个角落,娴雅的姿态,让你联想到古时候的大家闺秀;或在你不经意地扭头时,突然闪现在视线里,令你发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叹。

园林不同于原生态的林地,差别在于,园林注入了人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仿佛是以荒野为璞玉,依形造像,精雕细琢出的一件艺术品,它突显了细部的雅致,而淡化了粗犷的野性。所以,不妨说,园林是人与造化共同的杰作。

在盆景园,我怎样流连于那一方精舍!虽说眼下不是赏盆景的时候,盆景园里连一件盆景也没有,但那点缀在幽径上的奇石,地毯般柔软的草地,低矮、碧绿的柏树丛,明镜似的水塘,塘中淡褐色的芦苇,塘边的小木屋,以及环绕四周以红、黄、绿为主色调的杂树,构成一幅宁静美好的风景画。走进盆景园,便如同去拜访一位画家,主人不是引你走进他的画室,而是直接把你带入他的画中。

行走中,我发现,我的目光总是追随那些红透的枫树。枫树在秋林中无疑是最抢眼的“美人”,优雅的身段,配上一袭火红的袍裙,有道不尽的高贵和美艳,就像一位穿扮妥当,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幸福和喜悦挂在脸上。在一条大路口,我便遇到这样一株枫树中的“美人”,她的身畔刚好挺立着一棵明黄色的落叶松,高大、俊朗,枫与松相依相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樱花园里也有一株美得惊人的枫树,身量不很高大,却有着笔直的树干和丰满的树冠,像身着红裙的美少女,独自在舞台中央表演芭蕾,一束阳光透过树隙,如舞台的追光灯,将她照亮,而周围的绿树自然而然地退居在观众席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举手投足,沉浸在美的享受中,并默默地为之倾倒。

园林中也有一些结果子的树。能叫得上名字的有卫矛、忍冬和花楸。卫矛为灌木,有一蓬圆圆的树冠,枝繁而叶不茂,密匝匝地结满粉红色的小果实,果实多得盖过了叶子,远远望去,似开着一树粉红的繁花。同是灌木的忍冬却是别样姿容。忍冬的浆果像一粒粒血红的小珠子,通透明亮,由黄绿的叶子衬托着,煞是可爱。最好看的当属花楸。在红松林栈桥附近,有一株西伯利亚花楸,长得非常高大,树干笔直向上,枝条舒朗、弯垂,金黄的羽叶间是一串串橙红色的小梨果,玲珑可爱,十分诱人,据说是鸟类的美食。看见花楸,便想起一首好听的俄罗斯民歌《纤弱的花楸树》:“一棵纤弱的花楸,风吹左右摇晃,看她低垂着枝桠,垂在篱笆墙上。就在道路那端,大河对岸的地方,有棵高大的橡树,也是孤独地生长……”在歌里,花楸树成了一位美丽忧伤的姑娘。

秋林静美,秋水亦然。倘秋水中再点缀些零落的残荷,一幅水墨的“秋水残荷图”尤其令人玄想。意大利台地园附近有一处小小的荷塘,枯萎的荷叶低垂在水中,数枝莲蓬立在中央,在镜子一样的水面形成倒影,一副顾影自怜的模样。我在岸上小坐,想着她们有过怎样灿烂的夏天,想着她们对来年抱着怎样的期待。

园林很大,数不清的大路、小路纵横其间,每一条路都是一道敞开的门,每一条路上都有别样风景,每一条路都将把你引向一个神奇所在。只是,你不能一次把所有的路走遍。每当在岔路口,双脚不能顺从目光的指引,便会想起弗罗斯特的诗句:“金色的林中有两条岔路,可惜我作为一名过客,不能两条路都走……”为了既省时间,又不至于迷失在森林里,我为自己选定一个大致的方向:以北门的入口为出发点,向西,向南,向东,向北,环绕一大圈,尔后回到北门。这样一来,一路上错过风景无数,尽管惋惜,却在所难免。而遇到的每一处风景,包括每一棵树木、每一片草地、每一汪秋水,都成了我与那树、那草、那水的缘分,将永久地留在心底,成为美好的回忆。

七棵油松下的清凉世界

炎热的正午,克俭园里热浪扑面。草地上,青草萎靡,懒散偃卧,睡着了一般。几株孤立的小树无处躲藏,叶子贴紧枝干,像身材单薄的孩子裹着半干的床单,瘦小的骨骼历历可见。园中小路,也被太阳烤得滚烫,融化了似的,热气烘人小腿。

炎热让世界变得安静。画眉鸟嗓子冒烟,唱不出歌来了。麻雀本不善歌唱,这会儿更是无心练声,闲散地聚在树下,连闲谈的心情也没有,只在你经过时,忽地撒开一张网,向前抛去,那么协调一致,仿佛翅膀与翅膀间有无形的丝线穿着。蝉或蛩的叫声是有的,只是过于平直绵长,波澜不兴,让人想到干旱的河床,无端饥渴,有胜似无。至于人声,我唯一精通的一门语言,来自小路左边不远处的凉亭,语句短促,伴之以“啪啪”的敲击声,我懂得,那是有人在下棋。人声也来自右边的一片杨树林。那些杨树已有些身量,树冠不很大,却也足以遮阳,成为人的隐蔽所。树下备有木制长凳,可躺可倚。此时,若干长凳均被占据,十分妥帖地躺着各种姿态的人,躺了许多年似的,人与凳成为一体。我听到的梦呓一般的咕哝声,便来自那些长凳,遥远,虚幻,像似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而我自己像一个梦游者,在火辣辣的大太阳下行走。

便是于漫无目的地行走中,遇到七棵油松。七棵年轻的松树,七兄弟似的围成一圈,直径均约二十几厘米,树冠十分茂盛,枝与枝交叠,构成一个天然的绿色穹庐。树木围起来的一小片地盘,大约有十平方米,泥土的地面又硬又平,不生寸草,只有松针的影子一朵一朵印在上面,像冬天玻璃上结的窗花,别致而清凉。这空地显然是被人修整出来的,也许属于某位习武者,清晨或傍晚,躲进一方清静之地修习太极,不知有多惬意!而此时,穹庐空着,没有人来,像事先腾空留给过路人歇脚的驿站。这穹庐自然也没有门户,任何两棵相邻的树木之间都是敞开的大门,迎迓你的到来。我渴望着这小小的清凉的乐土,毫不犹豫地走进去。我发现,走进去的感觉与在外面有所不同,从外向里看是一种窥探,看见的是小,从里向外看是一种张望,看见的是大,而一个人只有在成为某个居所的主人时才有向外张望的视角。现在,我便成了这穹庐的主人。在圆形的厅堂中央,我像圆心一样席地而坐,毫不介意泥土的地面会弄脏裙子,在我看来,也许泥土才是最干净的地板。我的臀部和大腿感受着来自土地的沁凉的湿气,上身也由于树冠的遮蔽变得凉快了。心,更是十分安贴,被清空了一样,没有一点杂念,只想能这样长久地、长久地坐着,向外张望,看悠远的白云,晃动的枝叶,或者,草地上花瓣一样安静的蝴蝶,仿佛原先漫无目的地行走到此才算有了目的,而这目的如此简单、容易,又确乎实在算不上目的。

这样坐了许久,忽而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穹庐里真正的“主人”就在身边,它们始终不声不响地忙碍着不为我所知晓的事情,对于我的到来毫不理会,既不说“请!”也不说“出去!”更不以任何报复性的小伎俩驱逐我,仿佛我是“无”,或者是并无妨碍的石头一样的东西。离我最近的一位好奇地用触角碰了碰我的鞋子,觉得无趣,转身走开了;另一位不知何时爬上我的裙子的一角,大概像翻越一座假山一样,头也不抬地过去了。

我尊之为“主人”的,无非是些黑头黑肚、尖嘴细腰的蚂蚁。

以人的审美和价值观评判,蚂蚁长得丑陋,却兼俱诸般美德。一位叫吉姆·罗恩的美国学者曾教导年轻人学习蚂蚁的“四部哲学”。第一部:永不放弃。蚂蚁想奔向某个地方,如果你设法阻止,它们就会另辟溪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第二部:未雨绸缪。即使在夏天,蚂蚁也会积极储备过冬的食物;第三部:期待满怀。蚂蚁在冬天里时时提醒自己,“冬天不会持续太久,我们很快就会到外面去”;第四部:竭尽全力。蚂蚁在整个夏天会全力以赴尽可能多地储备越冬的食物。除了美德,蚂蚁这种小生灵还有着非凡的智慧。据说它们过着社会性生活,有严格的劳动分工,并有一整套生存策略,它们能够合作捕食、建造巢穴、哺育后代,甚至懂得种植蘑菇之类的真菌,也能像人类养殖和放牧奶牛一样,养殖和放牧可为它们产蜜的蚜虫。它们为自己建造的房屋井井有条,有皇后的宫殿,有育儿室,有食物储藏间,全都安全适用;有街道,四通八达。仔细察看,我身边的泥土地上就有几个米粒大小的洞穴,显然,那是蚂蚁的地下建筑的出入口,而我坐着的这一小片地方,当是它们活动的“广场”,或者是一幅另类的“清明上河图”。

可惜人的眼睛没有能力透视蚂蚁的地下世界,但想想就在你的脚下,另一种精灵的社会不为人知地存在着,它们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有独特的生存方式,有神秘的语言,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信息技术,这一切怎能不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小小的蚂蚁已令我心生敬畏。想到自己这席地而坐的霸气,简直是对这些小神们的冒犯,我立即从地上站起来,躬身退出穹庐。

 

《炎夏,看荷去》

炎炎夏日,天气闷热,经不住倦意袭扰,双休日,只想懒懒地呆在家里。

似睡非睡间,竟想起龙潭的一池荷,不知如今可开否。赏荷是要当时,不宜太早,早了只见荷叶不见荷花,像布置好戏台,却没有角儿登场,自然少兴;晚了也不宜,花已落、叶将老,似一台好戏散了,满目狼藉,遗憾是免不了的。这样的惦记起荷来,倦意便如经风的薄雾,悄悄散尽,只想快些动身——看荷去!

龙潭毗邻东陵公园。下汽车,抬眼南望,大片的荷扑面而来。

荷叶层层叠叠,覆盖了整个湖面,只在中间留一条窄窄的水道,蜿蜒伸向远处,供游船通行。看似随意生长的荷叶,却也错落有致。老叶平展地贴在水面,似给一幅画涂了深暗的底色;老叶之上,万千青春的叶子擎举着,随风起舞,煞是壮观;一枚枚嫩叶,卷成两头尖尖的纸卷,或倾斜、或直立水中,静静地等待长大。绿意盈盈的荷叶,极像舞女的裙,无限美艳只为衬托一张张动人的花儿的脸。

此时,荷花正开得繁盛。放眼望去,田田荷叶间粉红的花朵灿若星辰,又像无数盏真实的荷灯,生命的火苗从内部点燃,照亮了因阴雨天气而略显暗淡的湖面。

不用说,花有花龄,也如人有年岁的。一池荷,便像一个长幼同堂的女儿国。

长者,花容尽失,已不能称其为花,裸着叫做莲蓬的头,兀自立在水中,有一点儿失意和落寞,有一点儿尴尬和自卑,或许,也有一点儿妒嫉和懊恼吧?这,不好说。其实,那莲蓬倒也有趣。如果把莲蓬想成一只只用来沐浴的花洒,相连的茎杆下面安装有水阀,打开水阀,含着籽实的圆圆的网孔怕是真的能喷出水来呢!

年轻的花朵,无疑是荷塘里的“佳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绝好的赞词。花朵们娇好的容颜,粉嫩的肌肤,雍容的仪态,洋溢着一团幸福,似用甜蜜的爱情滋养过的,生命和情感上升到极致!不能再上升了,再上升——她们懂得将怎样。因此,幸福的脸上也会不经意地掠过淡淡的哀愁,特别是当一片又一片花瓣儿羽毛似的从眼前飘落,便知晓,某个姐妹又被光阴催眠了。那是怎样的身不由己!可谁又能阻止生命慢慢变老呢?

凋零的花朵,最是不忍入目,却又最能牵绊目光。那看起来依然鲜丽的花朵,被无形的力量摇撼着,花瓣一片片落了,却不直接落入水里,而是被下面的荷叶捧住,圣物一样,捧给太阳,捧给月亮,捧给清风,捧给晓露,就像一种仪式,一种对消逝的青春的祭奠?

无忧无虑的是孩子气的花骨朵,“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蜻蜓戏小荷,当算一件趣事。一支支花骨朵,小姑娘似的,怀着无限好奇,从水下探出头脸,蜻蜓爱煞那一团新鲜的胭脂红,远远地飞过来,轻轻地落上去,小爪子挠得人家头皮痒痒,便借清风使劲儿摇晃。蜻蜓知趣地飞起来,却不飞远,兜了两圈儿复回来。就这样,五次三番,弄得人家心烦。可是,一旦蜻蜓真的飞走了,花骨朵又极无聊,巴不得头皮痒痒呢……

一池荷,上演着人世间生生灭灭的活剧,细细品味,竟也令人感慨。

生命之于个体而言,过程总是短暂,而对于整个物种的存在,又何其绵绵不绝。谁能想象,这与人如此亲近的花朵,其祖先曾陪伴过恐龙呢?物种的延续,离不开每一个生命体对自身生命过程的紧紧拥抱。倘若明了,再短暂的生命也有刹那芳华,何不听从大诗人泰戈尔的教诲,“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眼前这满塘的热闹,待到秋冬,迟早会彻底清寂,而明年夏天,将又是一派热闹景象,只是,赏花人,一准儿不同了。

沿湖边小路慢慢走着,眼睛望向荷塘,思想却在别的路上,不禁暗笑:不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么?其实,赏荷真可以什么都不想的,只享受红花绿叶带给人的简单快乐,就像身边众多赏荷人,个个脸上洋溢着满足的愉悦。

赏荷人,有至少三代同游的,有年轻妇夫带着稚子的,有情侣相依相伴的。更有外表形单影只,而内心未必孤独的人,那多半是“恋”上荷的摄影家。在湖心岛附近,我便见到一位,胸前挂着一部照相机,手中拎着一部照相机,连同有些分量的黑色三角架,目光灼灼,大步流星地向前去,不知为着哪一位朝思暮想的“美人”。“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想那《诗经》里的荷塘美人,该不就是这眼前的荷塘美人兮?

自得其乐的人们,除了赏荷、为荷拍照、与荷合影的,也有垂钓者,坐在岸上,默默无语,忽然就欢叫起来,是有鱼咬钩了。一位老者,钓到一尾小小的红鲤,高兴得像个孩子,把红鲤放进清水瓶,收起钓杆,完成一桩心愿似的,乐颠颠儿回家去。

我绕着荷塘转了一大圈,算是为今夏赏荷画上一个“句号”,便也欢喜地回家了。

指甲花开

盛夏,小区花园里的石径边,指甲花开得热闹。娇红,嫩粉,霞紫,瓷白,

清新喜悦之致,不由人不放慢脚步,欣赏她们的俗丽之美。

一日,微雨过后,我在园中散步,远远地被她们招引过去。

我见到的是一些多么纯真可爱的少女!身着同一色彩、同一质料制成的袍子,缀饰同一场雨水赏赐的珠宝,裸呈在外的秀腿,更是同一种玉髓该有的光洁通透。她们手执花束,亭亭玉立地站在石径两边,像似为了一场欢乐的集会,我甚至听到了她们的喁喁私语和笑声。忍不住俯下身子,半跪在地上,细细观赏她们的姿容,张大鼻孔,吸入淡淡香气……便想起远逝的风俗和永不复归的少女时代。

记忆之门訇然打开。门后,有我洗尽铅华的村庄,平静如水的日月,有我烂漫如花的小姐妹,款款走在春天里。她们带来指甲花的种子,帮我种在房前屋后。花苗长出一寸多高,会有另一些小姐妹提着篮子,挖走几株带土的花苗,栽进自家的小院里。如此,全村凡有女孩的人家,差不多都栽有指甲花。指甲花在乡间也就算不上稀罕的花卉,只不过因品种繁多,各家的指甲花在花色、花形上有所不同,女孩们在一起,便喜欢津津乐道于自家的指甲花有多好看。

和指甲花一样俗丽的乡下女孩,盼着指甲花长高,开满密匝匝的花朵。盼来指甲花开,又数着黄历,盼“七巧节”到来,因为只有到了“七巧节”,才是包指甲的日子。

“七巧节”这天,女孩们开始采摘指甲花的花朵和花叶。花朵去掉花托,只留花瓣儿,花叶对折,摘除叶柄和筋脉,然后,铺在窗台上稍加晾晒,去掉里面的一些水分。此外,还须到田野里采些包指甲的苍耳子叶备用。

晚饭后,帮大人干完一天的活儿,姑娘们开始准备包指甲。将晒好的花瓣儿和花叶放在捣蒜缸或大碗里,加入一些白矾,慢慢捣成泥状,就可以包指甲了。把苍耳子叶放在手指肚下,托住手指,拈一些花泥放在指甲上,不能少也不能多,少了,指甲染不红;多了,把半个指头都染透了,也不好看。花泥放好了,用苍耳子叶把手指裹起来,朝外的一头折向指甲的上方,再用线绳缠扎好,一个指头就算包完了。家里姊妹多的,姐姐先帮妹妹包,最后妈妈再帮姐姐包。家里没有姐妹的女孩子,妈妈又顾不上怜爱女儿,就只好去找别人家的小姐妹帮忙了。包完指甲,十根粗大的绿指头,再不能做任何事。姑娘们便凑到一起,坐在桃树下,看牛郎织女鹊桥会。年年七夕,年年如此,只是,从来没见过牛郎星与织女星走到一块儿。两星总是隔河顾盼,迟疑不决,让人等得没有了耐心,倦意袭来,各自散了,回家睡觉。第二天醒来,打开包着的手指,像揭开一个一个谜底一样,十个指头,奇迹般地红了!这时,女孩们会再聚一处,互相比着,看谁的指甲染得红艳。

“夜听金盆捣凤仙,纤纤指甲染红鲜。投针巧验鸳鸯水,绣阁秋风又一年。”清人袁景澜的诗里,描述的是古时吴中女子用凤仙花染指甲的情景。凤仙花,即是指甲花的学名。一句“绣阁秋风又一年”,道不尽对如水年华的叹惋。

元代杨维桢也有《凤仙花》诗:“金凤花开色更鲜,佳人染得指头丹。弹筝乱落桃花瓣,把酒轻浮血斑斑。”其中,“弹筝乱落桃花瓣”一句极妙,说的是女人用凤仙花染过的指甲像桃花瓣一样鲜艳、可爱,随着筝弦起起落落,宛如流水上的落红,不由人想到唐后主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乃是对青春芳华更为婉转的叹惋。

从文人雅士流传下来的歌赋不难看出,女子以凤仙花染指甲的风俗,古已有之。据说,唐朝诗人李贺的“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是最早歌咏中国妇女以凤仙花美甲的诗句。不过,古诗中的美甲女子,似乎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小姐,便是擅长丝竹的女艺人。至于像我们那样的乡间女孩子,染指甲只图好玩罢了,没有情调和情态在里面,便入不得诗人眼了。

如今,不论乡村和城市,爱美的女孩依然喜欢美甲,只是,人们再也听到不“金盆夜捣凤仙花”了。女孩染指甲,要么买来现成的指甲油自己涂抹,要么坐在美甲店里,交了“银子”,便可伸出纤纤玉指,舒舒服服地享受专业美甲师的服务。为了美,竟也不顾那花花绿绿的化学染料对身体是否有害。

指甲花再不用为女人的指甲劳神,从夏到秋,由着性子,闲闲地自开自落。这依傍女人数千年的花草,如今只以透骨草的名字行走在中药里。

冰河日出

 

一年中,总在季节轮回的交错处到浑河两岸的大自然中走走。春草发芽,夏花繁丽,秋叶飘零,白雪皑皑,四季不同的景象对应着不同的心境。但是,看冰河日出还是第一次。

为了看到日出,我们在黎明时分进入浑河岸边的五里河公园。此时,整个城市还在沉睡之中,不睡的是桥上的灯火,在微白的天光衬托下,宛如睡美人头上的发卡。

冬日的浑河有一种庄重、沉静之美。绵延的河道因冻结而静息,无波纹,无水声,冰面平坦似陆地,向远处伸展,幽深旷远,白色的边饰,是不断封冻而凝固的波浪。码头上,游船冻结在水中,船上有过的欢乐和笑脸已属于逝去的夏日。岸畔可见一丛丛芦苇,虽已干枯,却不失窈窕淑女的纤秀婉约,微风轻浮,窸窣舞动,给冰河增添着雅致。在一处类似钓鱼台的地方,有一片水域没有结冰,水面上不停升起袅袅水气,像一个天然温泉浴池,池中居然浮着两只水鸭,悠闲地泡着温泉浴,让岑寂的冰河现出几分灵动与生气。天地间一派宁静肃穆,唯林中鸟儿间或发出一两声鸣叫,不甚响亮,如似梦非梦中的呓语。此外,是冰裂的声音,轻而短促,不是人类的语言所能描摹。

我们一边拍照,一边耐心等待日出。

说来有趣,第一次欣赏浑河日出胜景,竟不知太阳将从河的哪个地方升起。按习惯说法,我们所站的位置应该是河的北岸,那么太阳应该从东边,也就是我们左边很远处的富民桥方向出现。我们一厢情愿地把期待寄予那里。属实,那是个不错的地方,地域开阔,又有一座美丽的斜拉桥陪衬,日出冉冉,岂不美哉!远远地,我们已经能看清桥的线条了。

然而不久,就在对岸的国玺和江弯城两处楼宇的剪影之间,天际上突然现出淡淡的红晕。显然是日出的迹象。那红晕像一片薄薄的帘幕,渐渐变浓。而太阳并不急于露出脸来,你尽可以想象那帘幕后面的美人“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的样态,忍不住怪她不该磨磨蹭蹭。可一眨眼的工夫,发现那张红红的脸儿忽地抬了起来,先是额头,继尔脸蛋儿,接着下颏也露出来了,然后,像似猛然从坐着的绵榻上站了起来,一下子就升高了。高,且明亮,光芒四射,让你再看她不得。再看,眼睛就花了,眼前一下子出现好几个小太阳的晕影!一幕精彩的短剧,差不多只有三两分钟的样子。真是让人意犹未尽。

我想,日出之快,也许是由于有楼宇作参照物的缘故。等它贴着天壁继续上升,特别是升上中天,再没有什么可参照的时候,它看上去简直迈不动步子,而一天还是如期结束了。难怪人们慨叹:太阳挪动的脚步多么慢,而日子消逝得多么快!

太阳出来了,将万物纳入她的宫殿。仿佛受到日光感应一样,桥上的灯火瞬间熄灭,而远近的楼宇和树木全都明亮起来。林中的小鸟欢快地鸣唱,翅膀扇动着,不知怎样做着晨起的第一件事。树木呈现出明快的面貌,褐色的枝干线条清晰,显出冬日特有的可爱。河边用木板铺的甬道上,已开始有人晨练,步行或慢跑。一个美好的冬日之晨,虽天气寒冷,却如此令人愉快。

我·诗歌·往事载《2011诗探索·中国年度诗人》

我·诗歌·往事

川美

当我说着“我”的时候,我对“我”是困惑的。不只困惑,还有尴尬。我突然发现,我对那么多的“我”是多么疏离、多么无知、多么没有把握。

每日清晨,揽镜梳妆,镜子里映现的“我”,是站在外面木然地望着它的那个我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它长着我的模样、穿着我的睡衣,并且,当我挤眉弄眼的时候,它也挤眉弄眼,我描我的眉毛刚好描在它的眉上,我涂我的口红,也涂上了它的嘴唇?而且,而且我必须按照它暗示给我的,才能描出既准确又好看的眉线和唇线……可是,如果是的话,我笑出声来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笑出声来?我喊“疼”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先于我说出这个“疼”字?而接下来,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它又行走在哪里呢——那个镜子里的“我”?

某个夜晚睡在床上,梦幻竟也创造出另一种生活情境中的“我”的生活。家还是醒时的家的样子,屋中却平添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男婴,“我”的第二个儿子?是的。“我”却完全没有生育之痛,甚至连生育的过程也没有。而“我”的大儿子分明是我唯一的儿子,警院的大二学生,梦境中,他正坐在临窗的电脑前看一部仿佛永远演不完的韩剧。意识告诉“我”,“我”有责任将襁褓中的婴儿也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培养的第一步是教它说话,我对着它的小脸,让它看着“我”的口形,说“妈妈”,它没有发音,却似乎心领神会地点了一下头;“我”把它抱到窗前,指给它看我的大儿子,说:“这是哥——哥。”它同样心领神会,并以一声清晰的“嗯”回应。“我”惊愕地望着这个精灵一样的小人儿,不知道接下来该对它做什么。就在“我”打开襁褓打算将它抱出来的时候,更加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我”发现它分明是长着灰翅膀的我从没见过的鸟类!有鹭鸶那么大,翅膀轻轻扇动着。“我”双手握住它的腋下,狐疑地看着它的一张鸟脸问,“你想飞吗?”而“飞”字一出口,便意识到这话多不吉利,马上补充说:“不会的。”接着,以最快的速度再次将它裹在襁褓里。仿佛没有过度似的,方才的鸟又变回到了婴儿的样子……

真是一场离奇的梦!那么,梦境中的“我”是我吗?如果不是,它为什么以我的模样、我的心境、我的身份,心安理得地、如此习惯地生活在我的家里,并且与我共有一个读大二的儿子?而如果是,当“我”迈出梦的门槛回到现实中,梳洗完毕,吃过早餐,步行四十分钟后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开始处理一堆新闻稿子,“我”已然是这一个我了,甚至我的儿子也回到自身,在寒假里百无聊赖地看韩剧、看电视里的“非诚勿扰”,去武校练散打,到体育馆玩篮球——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是”的话,此时此刻,梦里的婴儿该在哪儿呢?它为什么不跟随我们一块“走”出来?它仍然留在梦里,还是那梦另有出口使它得以顺利地“飞”回到它自己的世界?

除了镜子和梦,令我迷惑的还有记忆。当我说着“我”的时候,许多个不同的“我”穿过记忆半透明的门走进来,围拢在我身边。它们的出现是无序的,既不按年龄或时间先后,也不按个头高矮先后,甚至不按学历资历、身份地位,但是,我肯定,它们有另外一套秩序,姑且猜想是按照由它们自己掌握的与我的关系亲疏程度吧。一些“我”随时随地伴在左右,像仆人一样听从召唤。比如,这一个,这个乡下小姑娘,它生活在中国东北部的大平原上,它的家在离辽河很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东面也是村子,村子南面还是村子,尽管距离要远一些。村子西面有一道防洪堤,堤的西面是一眼能望到天边的大片土地,土地上生长高粱大豆苞米,闪动着水量丰沛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或水塘。天空中除了天象呈现给你的一切外,经常看见的是悬置在半空中的老鹰,鸣叫着飞远的成群的大雁和天鹅,至于小燕、麻雀和鹌鹑,仿佛就生活在人的生活里,除了不跟人聊天,也不跟人一个桌上吃饭。河流和水塘里有鱼和水鸟,也有莲花、水葫芦、蒲草之类的水生植物。大地上活动着做农活的人,以及自在散慢的各种生畜和禽类。村子的北面也有一道防洪堤,站在堤坝上能看见横在远处的大辽河和河岸上绵延不绝的林带。小姑娘就生活在这片广大的天地之间,作为农民的后代,它有着天生的勤劳品格,所有的农活差不多都做过了,并且正是在劳动中一点一滴积累着对自然的认知和情感——的确,直到今天,我对大自然的全部知识和印象都是它教给我的。不用说,如今的那个村子已经是另外一副模样,连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完全改变了,而小姑娘依然为了我而固守在那里——不,事实上它固守的仅仅是彼时的村庄和彼时的自然,那一切和它本人一起进入记忆中的这一个“我”的世界。

除了这个小姑娘,还有几个亲密的“我”,一直陪伴在我的路上。这一个是怀着初恋每天经过一大片向日葵地、一条小河、无边的豆田到五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读初中的“我”;这一个是坐在火车上独自到遥远的广东一所铁路中专学校读书的“我”;这一个是在春末夏初某个浓雾弥漫的日子里穿上火红的婚纱坐马车出嫁的“我”;这一个是坐在建于1934年曾经的伪满时期“奉天铁道总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和后来直至今天的沈阳铁路局办公大楼里担任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青年团干部的“我”;这一个是做文学期刊编辑的“我”;这一个是做企业报新闻工作者的“我”——它跟此时此刻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的我很接近,但即是昨天的“我”,也显然不再是此时此刻的我了;这一个是喜欢跟纸上的“迪金森”们在一起、偶尔也自己写点诗歌的“我”——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个“我”跟我的精神挨得更近;这一个是经常害神经性头痛的“我”,这一个是不善交际、与人交流时常常焦虑健忘的“我”。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这个“我”,在我的生命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正是它让我在家庭关系中命中注定地扮演着某一个人和某几个人的妻子、母亲、女儿、儿媳、姐妹的角色。

当我说到“我”的时候,我说的便是这一切单个的“我”的集合吗?去掉这些“单我”,真的几乎无话可说。但是,这些“单我”显然不是“我”的全部,另一些“我”、大量的“我”沉入时间的河流、生活的沙漠和遗忘的海洋——当然,也会有几个幸运地潜入别人的记忆?

我是一切的“我”,我是过往的“我”,我是所有被遗弃的“我”的狠心的奶娘,并终将狠心地自我遗弃。

说到诗歌,上面提到的“我”中,有一个小声地、几乎是羞涩地承认,它是诗人。

所以谦卑,因为自从1997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以来,它写出来的诗,公开发表的实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在这很少的一部分里估计只有更少的一部分被少数读者阅读过,也被喜爱过吗?不知道;它几乎很少参加(是事实,不是理由)、也从没获得过任何国内或省内有影响的诗歌奖项,即使偶尔应邀参加诗歌征文大赛,获得的名次也很少突破三等奖;它的诗歌不属于任何流派,它也从没加入过任何诗歌社团,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它只有很少的诗界朋友,而且越来越少了;它不怎么参加诗歌活动,近年来差不多连“小圈子”也疏离了,多半是没机会,部分是没时间,有机会也有时间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放弃。许多年来,它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写诗,像小业主经营自己的小做坊;它的诗歌产量不高,又不善于经营,写出来的东西,有人要就拿去,没人要就放着。“酒香不怕巷子深”。它很会安慰自己;家人和亲戚中,除了丈夫和儿子,没人知道它写诗,同事和朋友中有人知道它写诗,但从来不知道它写得怎样。它从不跟他们说诗的事——他们全都不关心诗,他们对它的关心也从来不体现在对一个诗人的关心上;它似乎没有诗人的形象和气质(诗人必须具备怎样的形象和气质呢?),而且不浪漫、不“痴狂”、不另类,总之,一点不诗人(2004年,参加诗刊社第20届青春诗会,诗人刘以林直言:川美不像女诗人。它当即反问:为什么呢?刘诗人笑而不答);要紧的,它对诗歌似乎从来没达到所谓执著的境界,如果听到某某诗人“为诗歌活着”,它会感到愕然。在它,必是先活得踏实了,才可能让诗歌活得好一点;它不善于推销自己,更不善于炒作,它的人“不温不火”,诗“不温不火”,名气也——好在它不怎么在意名气,而且为自己找到一个最能自我安慰的榜样,它时常对自己说,艾米莉·狄金森活着的时候也无名呢,生前发表的诗歌不过只有8首……

除了上述提到的,它谦卑的理由还要再加上一个:对莫测高深的诗歌理论有本能的恐惧感。不是不读诗歌理论,是读了太深奥的理论难免犯头疼的毛病——那种“摸不着头脑”的头疼。它一直很羡慕也很佩服诗写得好、又能说得头头是道的诗人兼诗论家,而它自己从没发表过诗歌理论,它知道,它绝对驾驭不了那样一套语言系统。对此,它同样为自己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榜样。波兰著名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时说,“演说中的第一句话总是最难讲的……接下来的话也很难讲,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句,因为我讲的是诗。这个题目我过去谈得很少,几乎从来没有谈过。我总觉得我谈不好……”瞧,连诺贝尔奖得主都坦言谈不好诗呢!逢着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编辑要求附上“诗观”时,它会觉得十分为难。即使很用功地写出来了,也还是觉得难为情,因为不知道那写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正宗”的诗观。比如这一则《诗歌与诗人》(《中国诗人》2006年第3期):

诗歌是诗人之幸,也是诗人之不幸。诗歌会让诗人在习见的事物面前不经意地停下脚步,发现并发呆;让诗人在一枚朴素的草叶上看见上帝的脸孔,邻人的脸孔,自我的脸孔,脸孔的脸孔以及脸孔里的命运;让诗人骑在一只蜗牛的背上,悠然地阅读历史,阅读宇宙,在宁静的夜里仰望星空并将自我融入某一颗星星,或者融入虚无;让诗人倾听风的歌吟、水的呜咽、蚂蚁的愤怒与心跳,以及神在幽暗处的诅咒和笑声。因之种种,诗人皆有悲悯的情怀和敬畏万物的向善之心;因之种种,诗人的神经较之非诗人的神经更敏感而脆弱,常因不堪重负而发出裂帛或断弦声。诗人不能没有敏感和脆弱,而诗歌却不能仅仅敏感和脆弱。我想信,一首有生命力的诗歌肯定是从某颗强健的心脏里流出来的,而通向这颗心脏的神经一定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它也写过这样的用以充当诗观的东西(《蝶与诗》):

        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早春的蝴蝶,她是如此柔弱、单纯,却也谨慎、

迟疑,既全然信赖世界,也不打算对抗或逃避。然而,她的确有着惊人

的、幻丽的美。她的翅膀完美而清新,精致又干净,像新打开的两片花

瓣儿,而她的芬芳就是她全部的灵气——我惊叹,这样一个惊人的创造

物,出自造物主的哪一只手呢?

……

可是,一只蝴蝶就这样消失了,像灵感一样。

这个早春,我打量着我写出的每一首诗,试图从词语中辨识出蝴蝶的头部、身子、翅膀、斑点、银亮的蝶粉。这些诗也同样新来乍到,有一点紧张,有一点不安。我在一旁催促着,飞起来呀,为什么不飞起来呢?可是,即使我大声地喊到“蝶”,那个“蝶”字也不曾离开白纸一毫米,我是多么沮丧!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一只凡人的手怎可以期待它像造物主的手一样神奇呢?

一首诗已然来到世间,这已经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想想她从前的样子,啊,她从前是什么样子呢?她曾经藏在我身体的什么地方?舌苔上、腋窝下、发髻间,还是衣袋里?一群纷乱的意识,像风和蜂,像偶然到来的沙尘暴,像找不到方向的河流。而她突然在我长久的呆愣中,呈现出蝶的样子,并心领神会地张开翅膀,她也许到死也飞不起来,可是,只有我最懂得——她有多卖力气!

它还写过一篇跟散文和诗歌都有点关系的东西,题目是《像散文一样生活,与诗歌一起仰望》,只是没有整篇发表,写散文的部分被当作散文刊登在一本散文刊物上,写诗歌的部分刊登在2004年12月号《诗刊》上,其中的一段或者也可以权当“诗观”:

诗人的灵感来自对世界的无知与好奇。他时时睁大眼睛,观看;竖起耳朵,谛听。为了与世界交流,他需要学会万事万物的语言,他懂得一朵小花说到“快乐”就舒展花瓣儿,说到“忧伤”就将花瓣儿向内心收扰;他懂得青蛙在夏天聒噪是向绿色和美食吟诵它们的口水诗,而冬天的沉默是对寒冷表示不满和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诗人置身于万物之中,他是万物的诠释者,他的全部使命是代万物说出它们的本意。面对世界,诗人永远怀着受孕的冲动,他时常充满期待、脸儿苍白,就像母鸡等待孵化中的小鸡破壳一样,等待思想的分娩。一首诗的诞生让诗人痛苦,也给诗人以世俗享乐之上的快慰和幸福——每一首诗诞生,诗人自己也随着诞生一次。

说到往事,我下面提到的人,也许不属于我结识的最著名的诗人或者诗坛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在我的诗歌道路上,他们的确起到了影响、引领、扶持的作用。

一个诗人常常会被问起:为什么写诗?

是的,为什么呢?缘由也许不尽相同。

我开始文学创作初期,以写小说、散文为主,手边能找到的最初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作品是一篇题为《弯道》的小小说,刊登在1988年辽宁青年杂志出版的《青年工作者》月刊上。当时我在沈阳铁路局团委办公室任秘书。后来,认识了同在一座大楼里工作的四位文学青年(现在这座大楼里文学青年大概已像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一样绝迹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三十几岁的样子,对文学怀着极大的理想和热情。我们差不多是一个松散型的文学小组,经常一起执酒聚会,偶尔也到野外郊游,约定回来每人写篇东西,刊登在路局文联的内部文艺刊物《铁流》上。我想说的是他们中的一位。诗人紫莲,时年三十出头,精明强干,是当时局办的秘书科科长,不仅公文写得漂亮,诗也写得蛮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便得到他的一本诗集《北方抒情诗》(百花文艺出版社)。那时候,我对诗一点不懂,根本谈不上欣赏,只是觉得那些句子特别美,几行美好的句子排成一列,便构成了非常美好的情境,特别是唯美婉转的爱情诗,你写成小说也许要几千字才能写明白,他用诗十句、二十句的就够了,而且令人回味。逢着聚会,他偶尔会带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诗歌,酒致兴时,拿出来读给大家听。晚上到他家喝茶的时候,他也会把抄好的诗页拿给人传看。也许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们中的另一位文友西村,本来是写土得掉渣儿的乡土小说的,也写起诗来,还出过一本诗集。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两人无论谁写出一首得意之作,都等不及见面似的,操起电话读给我听,而我不管当时手里忙着什么,即使在厨房炒菜也要把火关掉,以便听对方把诗读完。

子莲和西村,就是我最早接触的诗人。

我最早接触的诗界前辈是原《诗潮》主编罗继仁老师。与紫莲、西村交往甚密的那几年,我有时会陪他们一起拜访罗老师。1997年(我在《中国铁路文学》杂志社工作,之前已在这里做了五年编辑,主要负责散文、诗歌、评论)秋的一天,我们去拜访罗老师时,他提到要搞一个沈阳地区青年诗人专辑,他向他们两人约稿时,也顺便约我写几首。罗老师也许不知道,我那时还只是写过几首不敢见人的闹着玩的小诗。但是,正是罗老师这句举重若轻的话,把我不知不觉地领到诗路上来。一首近70行的诗歌《渡一湾秋水》,刊登在《诗潮》(1997年11-12月号)上。罗老师的宽厚仁爱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他退休离开《诗潮》杂志社,主编《中国诗人》后,仍一路扶持着我,我的几首长诗差不多都是经他手发表的。罗老师还鼓励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也是至今唯一一本诗集《我的玫瑰庄园》。

写到此,已深深地想念起罗老师来,很久没见他了,抽空一定去看看。老先生烟酒不粘,每次去只带给他一点茶,他夫人赵老师会用切得精致的水果款待我。

到福鼎看茶去


川美11-1
 


 


人海茫茫,与一人相遇相知是缘;世界之大,与一地相倚相傍亦是缘。时常,走在街上,看人群潮来潮往,像水上浮木自顾漂流,一张张陌生内敛的面孔,难在心中兴起稍许波澜。周遭人影憧憧,眼中一片空茫,如此,近在眼前的世界虽是活动的人的世界,于心灵而言却难免有荒芜感。倒是那不期然的、哪怕千万里隔山隔水的一声呼唤,让人惊觉到与世间的联系。而那一声呼唤本身就是一条神秘通道,在瞬间让相距遥远的人相互抵达。


那个傍晚,我正浮木般地漂流在我北方城市的大街上。一整天忙碌工作后,身心俱疲,只有双脚清醒着,脚上的鞋子像两只欢实的狗,有它们带路,不用脑子也能找到家的方向。就在我穿过胜利街,朝家走着的时候,手机铃声响起,随后便听到那一声远方的呼唤。美好的声音是否也像一场雨呢?它灌溉了我头脑里某些枯萎的神经。那一刻,多么快活,我的回应是否也像在雨中舒展的绿叶呢?


“川美吗?”


“是的。”


“……想邀请你到福鼎参加一个笔会,百名作家看白茶。”


“福鼎?白茶?”


“知道白茶吗?”


“不知道……”


“……福鼎是白茶之乡,想去吗?”


“想。”


“能去吗?”


“不知道。”


不知道——多么糟糕,好像我从来是个身不由己的人。


去的念头却朦胧中定下了。


等待的日子,深秋的北方万物凋零,而内心的茶园郁郁葱葱,且不时抛出饵料,钓住我心。多么不可思议,一个不曾听说、却仿佛命中注定的地方,从何时起就在远方等我呢?像呼唤一个渴望相见的人,忍不住暗暗呼唤它的名字——福鼎。


1020晚,终于等来起程的时辰,拖着箱包走进火车站。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一个同伴。事实上,这两样都不需要,我更喜欢沉浸于独自上路的氛围。当我在卧铺车厢安顿好,列车徐徐启动,望着站台上晃动的人影,望着不断后退的满城灯火,竟有种奔赴未知的茫然与神圣。


沈阳北至福州的K668次列车途经江西,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许多江西人,大概是一个旅游团,直到熄灯前,还在兴奋地用方言大声交谈——欺负我不懂江西话?我能听懂的,只有女人的笑声和一个婴儿不停的啼哭——哭和笑,没有方言。


对面卧铺上的女人,也是江西人。她和他们却不是一伙。她显然比他们安静得多,高高的额头,圆圆的脸,外加一身黑色长裙,我惊叹一个乡下女人怎生得一副高贵相,甚至她那有点严肃的表情里透着对大喊大叫的同乡的鄙夷。这女人与我一样独自旅行,只不过她是回到远方的家乡,我是到远方一个陌生的地方去。


我注意到,我们低声说话时,她从不使用方言。我问她到哪下车?她愉快地回答,进贤。“进贤是县城,下车后还要转乘汽车才能到家。”她补充说。她是来沈阳看儿子的,两个儿子都在沈阳做医疗器械生意,都在沈阳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她跟我年纪相仿,看起来要比我年轻,却已是两个孙子的奶奶了。当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气中有抑制不住的骄傲。


交谈中,她也问起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回答:到福鼎。


又问,出差还是走亲戚?


我答:看茶去。


她自然听得懂我的话,但未必懂我的意思。她也不多问,一副有修养的样子。


次日晚大约9点钟,她下火车了。我们微笑着道别,俨然老熟人一般。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不知道我的。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终将融入各自的生活,也许永生不得再见,而一段孤独之旅的相互陪伴,在彼此心中种下温暖的种子,至少我相信,我心里有一小块地方将成为留住她那一粒种子的土地。

《远逝的风俗画》之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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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前半月,街市已日渐有了过节的气息,小贩在路边支起简易货架,上面挂满五颜六色的彩线和彩纸扎的小葫芦,引得小孩子和爱美的姑娘伫足,小孩子有大人宠着,选了好看的小葫芦喜滋滋去了;姑娘们指尖拈着五彩线,挑过来拣过去,在嫩白的腕上缠绕着、比试着,很喜爱的样子,却不立马买下——总要等到节日近些吧!可又能“近”到哪儿去呢?不几日,就有腕上、脚踝上缠了五彩线的姑娘频频从眼前掠过,鲜艳的彩线给青春的生命平添着美艳与活力。眼里看着,心下艳羡着,只是,决不会效仿了。美——有些美,是仅属于年轻人的专利。


端午节,不可少的是粽子。说来有趣,传统的中国节,全都少不了一样主打吃食。似乎你过的每个节日,首先都是嘴巴的节日。尽管富足的日子里,不用等到过节才会吃到饺子、汤圆、粽子、月饼,但这些节日食品似乎只在节日里才能回归本来的味道。不能不说,嘴巴遗传的对食物本能的追忆能力远胜过意识强加给它的。近日,宅区附近的菜市场上,总能看见一个白胖的女人,当街经营粽子,她是现包现卖的,泡好的糯米,雪白,泡好的竹叶,葱绿,泡好的马莲,柔软绕指,她变戏法似的在手上舞弄着,一会儿一只有形有款的粽子就成了,码一大盆,她男人在旁边支个大蒸锅,把包好的粽子煮熟,码在另一个大盆里。媳妇包粽子,默不作声,精力都在手上了,男人却是一边忙乎一边哟嗬:“刚出锅的粽子!”平日里见超市卖的粽子,想都懒得想一下的,现在路过小小的粽子摊儿,竟会忍不住望一眼,甚至忍不住要买两个尝尝了。


北方的端午节没有龙舟竞渡的传统,吃了粽子,这节也就过完了。兴许是屈原生活的中原楚地离我们北方太遥远,北方人过端午节从来没有南方人那样喜兴。小时候在乡下过的端午节,甚至跟屈原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乡下人习惯称它“五月节”。五月的大地上,春天播种的作物已长到及膝高了,绿草青葱,河水丰盈,气候不冷不热,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乡下人家的小院里,种下的蔬菜,秧棵也长起来了,不过,土豆花还没开,黄瓜花、豆角花也没开,那些真正称得上家花的,西蕃莲、虎皮莲之类,也只是猛长身板儿的时候。园子里应时盛开的只有芍药和刺枚。每年,芍药与刺枚打骨朵儿的时候,五月节就快到了。女孩子们帮大人忙完农活和家务,开始翻箱倒柜,找出各色布头儿,一根一根抽五彩线,红,黄,蓝,绿,紫,拈成一条彩绳,留着五月节那天缠手腕上。还要用白麻扎个小巧的笤帚挂在胸前,扎笤帚的箍儿也使用五彩线。像我姥姥那样有些年纪的老太太,会用桃树枝削两只小棒锤,吊在发髻上,走起路来,颤颤荡荡,挺美气的。艾蒿和防风,要等到五月节的前一天晚上才能采,而且一定要等到太阳落了以后。白天,下地干活的人会留意哪片荒地上艾蒿和防风长得好,收工的时候就顺便采回家。有女孩子的人家,女孩子们也会结了伴,天黑后到野外采艾蒿。采来的艾蒿悬几枝在房门上,插一些在屋檐上,剩下的放阴凉处慢慢阴干。艾蒿和防风有除湿去寒的功效,据说可以用熏蒸的土办法治病,不过我从没见家人使用过。我们只用来在三伏天里熏蚊子。


五月节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母亲就把孩子们喊起来,催促着去洗脸——不是用水盆洗脸,是到村边的麦地里用露水洗脸。所以不能晚,晚了,太阳出来,露水就下去了。此时麦子刚刚抽穗儿,麦粒里裹着一股甜浆,我们用麦叶上沁凉的露珠洗完脸,回去的路上总忍不住剥些麦粒在嘴里嚼,嚼成面筋,像泡泡糖的粘饴一样,没有泡泡糖甜,却绝对“绿色”,嚼着嚼着,咽肚里了。北方的大地上不长竹子,不产糯米,我小时候的五月节上是没有粽子吃的,连粽子是什么也没听说呢!我们的五月节指定食品是鸡蛋,条件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可以分到两个鸡蛋,一般的也就只有一个鸡蛋了。从麦地里回来,母亲就把鸡蛋煮好了,分给孩子们。鸡蛋在手心里捂着,热呼呼的,舍不得剥开吃掉,揣兜儿里找玩伴显摆去,看谁的鸡蛋又大又红。


五彩线和小笤帚是在五月节的清早戴在腕上、挂在胸前,记不清一周还是两周之后,要取下来,埋在车辙里。五月节到此也就过完了。


小时候在乡下过的五月节应该比今天在城里过的端午节更原始,它没有纪念屈原那样宏大的主题,而仅属于古老的、纯朴的除病祛邪的习俗。但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每个细节都暗示了人与天空、与大地、与自然、与未知世界的融合。


许多年没在老家过五月节了,也不知道故乡人如今过的是哪个版本的五月节。人们肯定会有粽子吃,市场经济可以让商品流通到每个角落;也会在电视上看南方人赛龙舟,肯定也早听说了屈原的事,知道了端午节跟这个人的关系。信息时代,文化的同化力是多么强大、多么无穷啊!我们是无力留住什么的,而乡下人的不自信,会使传统更快地淹没。


那片土地上的姑娘们,还会在五月节这天戴上自己亲手做的五彩线和小笤帚吗?她们还在日落后去采艾吗?还在日出前用露水洗脸吗?……


——我已不敢想象故乡还葆有那朴素淡雅的风俗画。


 


《文学界》3期·川美专辑


·作品/只在此山中(散文)(略)

·译诗/不停摇荡的摇篮(略)

·访谈/从时间说起


马永波:你写作有长诗《时间是一条没有断流的河》,短诗《时间》,印象中还有一篇散文《时间的指纹》。好像你是个时间意识特别强的人,我们不妨就从时间说起。先说说你的时间意识,你在诗歌中是怎样处理时间这个人类生存的先验地平线的?


川美:说时间吗?这可是个老问题了,从古到今许多大人物都谈论过它,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拿它没办法。就是这样,人类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却无法摆脱时间的困境。还记得圣奥古斯丁说的吧,“时间是什么?如果你们不问我,我是知道的;你们问我,我就不知道了。”时间就是这样无影无形的东西。聪明的古人用日晷、沙漏捕促它,更明聪的现代人用时钟,然而,我们全都两手空空,我们在捕捉它的同时,就已经让它溜掉了。


你提到“时间是一条没有断流的河”,这是一句梦中偶得的诗。在一组有关梦的散文《梦不结果子》中,我曾描述过这句诗诞生的那个美妙的梦境。那时候,我正好刚过而立之年,是到了该对时间敏感的年纪。按希罗多德的说法,“梦主要是由做梦者白天所思想的事物构成”,我想,即便我前一天并没坐在椅子上一门心思地琢磨“时间”,时间观念,也肯定在潜意识里扎下了根。人不仅是生活中的人,更是时间中的人。人对时间的敏感,来自对生命有限性的认知。站在三十岁的界碑面前,人会自然而地想到,你已经走过了命程的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剩下的命程又有多少呢?凭经验,没人敢期待得太多。而一个人,越往后面,对时间的分配和利用会越难。换句话说,不是你在分配和利用时间,而是时间在分配和利用你。现在走过了四十岁的界碑,我对时间的感觉,常常不是“紧迫”、“急迫”,而是“压迫”了。我想,如果采用“模糊时间”概念也许会对人的身心有益,比如取消时钟和日历,让人只生活在日出日落之间、四季之间。当然,这不可能,现代人似乎对切分时间更感兴趣,北京奥运会上牙买加的博尔特跑出了969。人类已把自己的奔跑速度精确到了秒后面两位数,这很可怕。


时间参与着宇宙间的一切事务,“没有时间,什么事也成不了/——除非,除非上帝本人。”我的诗歌或散文,常会有意无意地触及到时间这个命题,根由自然是对时间的无奈与困惑。在诗歌中,我努力用文字接近时间,试图触及每一个有生命或无生的的事物中所包含的时间内涵,在事物中发现时间的存在。发现时间,应该是人类永无止境的苦役之一。


 


马永波:你的诗歌写作表面上具有整饬的形式、典雅的语言,那么,在激活古典诗歌传统方面,你认为自己有过哪些创造性的实践,又是如何在化用中避免被类型化的危险的?


川美:谢谢你为我的诗歌冠上整饬和典雅这样的好词。语言的职能是它的工具性,一个长期从事写作的人,慢慢地会体会到使用哪种方式的语言对自己更顺手,坚持下去也就成了风格。整饬和典雅,不是我的刻意追求,而是一种习惯。我一向相信作品中的思想(也即内容)相对于形式的绝对权威性。而形式,是一个作家和诗人最基本的手艺活。对我来说,给一束花找一个最合适的花瓶,比给一个花瓶找一束合适的花容易。


激活古典诗歌?呵呵,我好像没太懂你的本意。所以,别介意我做出另外的回答。古典诗歌需要激活吗?它们不是活得好好的?我是说那些古典诗歌中的经典,它们比我们的许多当代诗歌活的要健康得多。如果说向古典诗歌学习的话,我认为,当代诗人最应该向古代诗人习得的是,那种真正乐山乐水的心性和对文字的绝对耐心。现代工业文明养成了我们批量生产的习惯,一些诗歌也好像是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在写诗上,我自己推崇“手工制做”。哈哈,我本来就是个慢性子。


避免类型化的危险是必要的,只是我现在还没强烈意识到这个。我发现我的很多诗歌采用了欧洲古典的十四行,但绝对不彼得拉克。因为,那种古老的意大利韵式我根本驾驭不了,而且也未必适合汉语表达。我只是在诗中借用了十四行的体式,有时是有意打破体式,只保留十四行的行数,目的只有一个,使语言尽可能地节制。因为一首短诗,写成十四行足够了。当然,行数也不是绝对的,还要依内容和语感而定。


 


 


马永波: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写作动因,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作的?是什么时候?


川美: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对我来说,在写作上,天性或许比动因更重要。我从未试图用写作改变什么,事实上,写作也从没为我改变过什么。如果说有改变,那就是,它让我越来越像个写作的人了。如同一个乡下青年,一开始只是对种地感兴趣,不知不觉地就真成了一个种地的人。写作和种地很有相似之处呢,都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象、从希望到希望,乃至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写作的人,不一定就是作家;种地的人,不一定就是农民。作家和农民,都是各自那一行里的一个级。对于我自己,写作是我生活和工作以外的一片完全属于自己的精神上的“自留地”。至于动因,是拿出这“自留地”里的收获,与整个世界做交易,求它打开更多的门,让我进去。我不否认,写作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我更相信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一个人苦苦地跟文字较劲,而不去像别人那样热热闹闹地搓麻将呢?或者把时间和生命用在别的方面?这就是命运。


写作,一开始只是好玩吧,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美丽词语连成句子,再用一个一个句子描绘出眼前的乡间风物,像模像样地写在本子上,自我欣赏。那是中学时代的事了。不过,那时候没人引导,也没地方交流,根本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散文。我写诗开始的比较晚,1997年以后吧。当时身边有两个写诗的朋友,对诗歌热爱到我那时还不能理解的程度,常常写好了一首诗,不管你忙着还是闲着,拿起电话来就给你朗诵。呵呵,我大概就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吧。当然,也是想换一种方式表达。我的一首叙事长诗《自传的另一表达》,就是试图把往事放进诗歌里的一种尝试。


 


马永波:作为女性写作者,你是如何认识女性意识与写作的关系的?


川美:我在写作中不大注意性别意识。当然,性别意识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有,相信每一个写作者都一样。因为意识的觉醒总是从自我开始的,你想表达自我,就离不开要表达你那一个性别的自我。比如在诗歌中,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塑造成女性抒情主人公,女人,母亲,姐妹,等等。而到后来,当关注的范围超越了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到达普遍的人的层面以及普遍的宇宙万物的层面,那种自我的性别意识就淡化掉了。比如面对一棵树,我通常只在意它的自然美感和生命性,而不会去考虑它是雄性的树木还是雌性的树木。


女性和男性在生命体的构成上不同,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也有所不同,因而在认识和感知事物方面,一定有微妙的差异。女人更偏重感性,男人更偏重理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写作上,女性的文字质感会顺滑一些,像丝绸;男性的文字质感会粗砺一些,像岩石。当然,这是就一般感觉而言,并不绝对。


我从来不认为在对事物的敏感性上,女性比男性占优势;也从来不认为在思想性上,女性比男性浅薄。不过,在自信心方面,女性多半不如男性。女人总是“写自己的东西,让男人去说吧”。据我所知,女性评论家比男性评论家少得多,哈哈……


 


马永波:汉语诗歌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对外国诗学资源的借鉴,结合你自己的诗歌写作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川美:我想,借鉴应该是相互的吧。我在习诗之初,也很是迷恋过象征主义、意象主义之类,后来读书多了,发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祖诗爷”那早就用过了,它们本不属于兰波、庞德们原创,而是祖上传下的宝贝到了我们这里给弄丢了,又幸运地被他们拣到了。


借鉴外国诗学资源,关键是能融合进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我学习国外诗人的作品,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表现出的诗意的思想,因为理性是我们一向富有抒情传统的汉诗所欠缺的。至于形式上的美感,在译诗里面肯定是很难体会原貌了。


 


马永波:主要作为诗人,你也从事散文写作和文学翻译工作,且成绩斐然,你认为翻译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作用?


川美:啊,斐然这个词,是断不敢接受的。站在书店里,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我只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甚至连一滴也够不上呢,最多是个水分子吧,属于水而已。


我翻译的东西非常有限,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感觉到对我的写作有直接的作用。翻译,只是满足了我的一种好奇心。偌大的地球,不同的人操着不同的语言,却能对同一种事物表达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感受,想想,岂不是一种奇迹!我就是想知道,另一种语言是怎么表达的。由此联想身边的动物,一只狗或一只鸟的叫声,谁能说那不也是语言呢?而且是更高级的语言,因为听上去似乎比人类的语言简单得多。什么时候和怎样建立起人与动物间的语言桥梁呢?我对此一样抱有好奇心。


当然,在翻译的时候,文本自身也会为你打开一个新鲜的世界。


 


马永波:在诗歌中,你最关心的主题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通过诗歌我们能对文化和人类的普遍困境做出些什么?


川美:自然、生命、爱,可以说我全部的诗歌都围绕着这些主题。世界对于我们的认知永远是挖掘不尽的谜。发现事物的存在,努力逼近它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并用诗的语言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通过诗歌联络后人的符号。延续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诗歌只是所有手段中的一种手段,然而却是最温柔、最透彻的手段。你也许不是做得最好的,但确实在你的那个坐标点上亮了一下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当你仰望浩瀚的夜空,你会发现,每一个方位上都有明亮的星星,而使整个夜空明亮起来的,又绝不仅仅是这几颗明亮的星星。


 


马永波:汉语诗歌中一直缺乏信仰这一维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精神力量的衰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川美: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自己也一直处在困惑之中。我对宇宙自然充满敬畏,相信人与万物之上一定有一个万能的统治者,但始终不能把它具体为人样的上帝。我在诗歌或文章中偶尔会情不自禁地提到上帝,但只是一种无望的呼唤而已,因为我知道,那是“别人的”神灵,他不会为我做出任何回应。


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我们在屈原的诗歌中就总能看见神灵的影子。只是,我们一路上把这些也给弄丢了。这有个历史的原因,我们曾经是把普遍的民间信仰简单地当成迷信给破除掉了。我们自己的神不再回到我们身边来,更与我们的诗歌产生了难以和解的隔阂。


要紧的是唤回自己民族的信仰吗?我不知道。更不知道的,是怎样才能唤回。


·评论/像溪水却并非自然地流着(王珂)(略)


·印象/
我愿意远远凝望你的脸孔李轻松)
      


这是川美诗中的一个句子,我觉得它几乎代表了川美的一切。虽然同居一座城市,却没见过川美几回。我没有同她交流过,但我想她会认同我的观点,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诗,保有相应的距离是一种智慧。一些东西走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了,艺术就是要创造一段距离,与现实的、与心灵的,使之保持那种陌生感、疏离感和孤独感。


说到川美,我有一个想象:川美应该是归属大自然的,她该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与白云飞鸟相伴,身边有淙淙的溪流,竞相开放的花朵。她随时都会写诗,在不经意之间,又会随时飘散在风中。她一袭白衣、一头长发,声似清泉,笑容如花。爱她的人苦苦追寻,却终不能得,因为她只属于她的仙境。所以,他也只能远远地凝望她。不走近、不强求、不占有……但,那是大爱。


写诗的人都在孤岛上,川美尤其是。她关闭了俗世生活的一部分,而开辟了精神生活的另一扇门。像她的名字一样,她有着山川一样的静美,溪水一样的温婉。她的出现代表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让人感到月白风清。那是只有一二知己才能够领略到的风景,她就是一杯绿茶,是贴心的,也是通透的。许多时候,她安静得像一滴水,寡言,不事声张,更不极端,我坚信这是她多年修佳节又重阳炼的结果。因为每一个诗人的内心都带着自己的风暴,指尖上都有血液的味道。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它们在何时出场?所以我觉得她解决了一个诗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问题,那是她自己的秩序。写诗的过程也许就是不断地安顿那些风暴,使身心都得到舒展。由此她是自在的,更是自然的。


我赞美自然的一切。川美有着自然的灵魂,那是超越了现实的牵绊而达到的和谐之境。一个纯粹的诗人是要警惕过分的圆熟、过分的世俗进入内心,最终对艺术造成的损耗的。所以我强调“孤岛”意识,那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属地。所以她属于自然的那部分是可贵的,是我能远远凝视的。她善于通过世上的缤纷万物来通向孤岛,她能毫不费力地走向深处,并不断地挖掘和延伸那条通向深邃之路。走得越深,人就会越是忧伤,甚至她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的断言有点武断,这也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和感受,尽管她有时会貌似欢快、乐观,可她深藏着她的绝望。她的诗静美得让我心痛,也悲观得让我窒息。我发现她绝少地写到日常,她泯灭了烟火气,直抵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更纯粹。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日常写作,而是说直接到达心灵是有难度的。她写到旷野、星空、蜂鸟、花草、溪流,她借助这些自然的景物来说出她的世界,她忽略的部分和着墨的部分,都是她自觉的选择。她与自然发生的联系,使她从不用力过猛,也不冰火不容,更不在针尖与麦芒上浪费自己的才华,她有着独到的韵律与节奏,不紧不慢地说出事物的本质。她从不泛滥,而是部分地表达她的世界,她留给我们巨大的空间,有节制地说出她的情感,她是高明的。


    川美更多地从翻译中受益,这使她能够直接地领略奇异的风景,并能够身在其中。这让我艳慕,自己却是无能为力。我对在两种语境之间的转换抱有极大的兴趣,但那种乐趣无法享用。这也是川美的优异之处。她等于多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那里有她的奇花异草。所以,她会不断地给我们制造惊喜,并引领我们摆脱庸常的思维羁绊,进行一次精神的漫游,以期到达她自我的仙境。


    依然愿意,远远地凝望你,以安静、以优雅、以从容、以泪光……



·其人其文/低调与安静




   读
过川美的长诗《我的玫瑰庄园》,诗风近于奏鸣曲曲式,波斯地毯花纹,或海边的野玫瑰。回环,对位,繁复。


                                                   ——鲍尔吉·原野


美的为人为文,是低调而安静的。她的低调与安静在喧嚣的时光中日益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丽与优雅。正是这美丽与优雅给她增添着特别的魅力。而她本人似乎对此毫不知情,这无疑又给她增添了一种魅力!


                                                   ——阿毛


美的散文融智性和感性于一体,令人动心时又叫人深思,你能透过她的文字看到她的敏锐和良好的文化积淀。


                                                    ——习习


猜想,川美一定有一双奇异的眼睛,她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事物,以及事物间神秘的、隐形的联系,更令人佩服的是,她把这些发现付诸文字。


                                                   ——马明博


我的印象中生活在北国的川美已破除性别的身份真正进入书写大诗的行列,原因是,她所拥有的破解生活的态度与建筑诗歌的手段已达到高度的平衡。她的诗歌往往具有让人在混沌的深处一下醒来的力。她在复杂的文字构筑中让事物走向澄明的力量,在国内女性诗歌写作中是少有的。丰富,大度,端庄,是她诗歌的基本质地与要素。


                                                   ——汤养宗


美的作品一直有着她自己坚定、明亮、真诚的核心,衍生出来的多重意义与意象便有了力量,如同大地之子安泰的足根,给她以充沛的现实的力量,而不是观念或语言上的花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川美的写作更可靠!


                                                   ——刘川


总是擅于发现世俗生活中的诗意,并将之升华。川美的写作超越了性别,无论取材还是表达,川美总是用独到的视角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和陌生感,这种新鲜和陌生让我们看到写作的无限可能。


                                                   ——大卫


川美的作品,能够感觉到清新的黎明、潺潺的溪涧、绵密的叶片传递出来的气息,仿佛,她就是那个晨曲中穿行于啁啾的鸟鸣,提着清水陶罐,裙裾款款的古典美神,有一种内敛、干净、脱俗的美。


                                                   ——宋晓杰


美的写作和阅读让我增强了对文学艺术品质追求的信心。川美的诗常给我这样的感觉:清晨,在梦与醒的边缘穿过葳蕤丛林,那朦胧的景色、清凉的空气是那么自然,通过感觉的毛孔而进入灵魂和记忆。


                                                   ——李木马





幻想森林城市


2-13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树木古老的情感来看,每一座城市,从最初的兴起到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没有离不开过树木。人在城中栽种树木,其实也同人给自己穿上衣裳一样自然。人有衣穿是一种理想;城披树木,也是一种理想。同样的,衣,不是人的全部;树,也不是城的全部。人离不开衣裳,城离不开树木,说到底,是离不开两种事物各自的功能,也就是,自然与审美的需要。不同的是,前者的自然是身体的自然,小自然;后者的自然是生态的自然,大自然。小自然寓于大自然之中,乃天经地仪的真理。


我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近年来,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打造森林城市”。这是一幅让人相当期待的图景,却也相当磨练人的耐心。不管怎样心急,你不能巴望一片森林的出现,像画家在画版上勾勒的草图那样,一挥而就。栽下的一棵小树,总要遵循它自己的生长规律,即使是那种叫做“速生杨”的杨树,也要你慢慢见识它从少年走向成年的过程。也许已经有人在研究,给树木喂点类似动物“饲料添加剂”的东西?我不怀疑,人想办到的事情总能千方百计办到。不过,在这件事上,或许有些难度,树木只需要来自大自然的那份儿养料,且造物主事先已经为这养料规定了营养配比,诸如氮、磷、钾之类,含量标准不多也不少,少了树木拒绝长大,多了会烧心烧肺,痛苦得宁愿去死。


这几年,我的确看到我的城市的规划者们,如何费心于“森林城市”的建设。在几乎每条街道乃至每一小片可以利用的空地上,种植各种适宜北方气候条件的树木,水杉,白毛杨,悬铃木,五角枫,栾树,等等,在种类上可以说大大突破了从前仅由松、柳、榆、槐、杨这些“坐地户”统治的单调格局。同时,我也看到,树木的生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成片拔地而起的楼林,让人觉得,这些小树是多么可怜地生长在高楼的夹缝里和阴影下面。那些未成年的行道树,与宽阔的街道很不相称,炎热的夏季,单薄的身躯几乎不能为路人遮挡阳光;到了冬天,落光叶子,就越发暗淡、单薄,寒冷的天气里,你裹紧大衣,顶着北风,匆匆走在大街上,常会忘了身边还有这些小树,赤裸着与严寒搏斗。


倘将乔木、灌木、草坪、花卉,所有这些植物构成的植被,比做城市的衣饰,现代城市的无限膨胀,留给植被的地盘显然是少之又少,无论城市绿化如何见缝插针,稀少的植被之于楼林和街道,仿佛T型台上展示泳装的模特身上的布片,总是裸露得太多太多,遮盖得太少太少。对于模特而言,身上的布片越少,观众可欣赏的来自肢体本身的美越多,看的人也越兴奋,而对于城市,人的欣赏需求刚好相反,人爱的不仅是“肢体”,即建筑,更爱得体掩映“肢体”的衣饰,即植被。懂得艺术的人,会陶醉于古老的希腊雕像,裸体的大卫,或者,裸体的维纳斯,可是,有谁会陶醉于一丝无挂的城市呢?即便那城市里所有的建筑,本身都称得上凝固的艺术,那也仅仅是根植于沙漠中的艺术罢了,让人看了,只会从眼里一直荒凉到内心。


那么,你期待“森林城市”的出现吗?老实说,对我居住的这座北方城市,我是不敢期待的。或者说,所谓的森林城市,完全不可能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样子。难道“森林城市”不是“森林中的城市”,或者至少是“有林木遮掩的城市”吗?“森林中的”,注定已不可能。那么,接下去怎么理解“遮掩”这个词呢?一棵树要努力长到多高,才能遮掩不断拔节的高楼呢?即使像雪松那样不乏进取心,可以长到高达50的树中伟男,又怎能遮掩28层的高楼呢?况且,城市里50的雪松几乎没有,而28层的高楼随处可见。


我这样说,也并非否定“打造森林城市”包含的目标和决心。事实上,在这句口号的影响下,城市绿化的确有了突破性的改观,行道树,街心花园,零星的小片草地,街道护栏和路灯杆上悬挂的整个夏天都在开放的盆栽蝴蝶花、三色堇,所有这一切,都在诠释着这座古老城市的改变,甚至与某些城市相比,我们的城市已经称得上是美丽的城市了。而现实地说,无论如何,朝着“森林城市”的路途相当遥远,以我的悲观之心看来,这美好的幻景几乎遥不可及。


与幻想中的“森林城市”相比,我更希望人能现实地处理城市与森林的关系。在森林逐渐退化的今天,城市的发展,前题是不能侵占已经成形的林地。其次,人们在改造和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不但要记得栽种树木,更要给树木一个能够长久生存的空间,使树木不仅能够长大,还要活得长远,活到造物主本来给予它们的寿命。只有参天大树,才能与一座大城市的气魄相配;只有古老的大树,才能与一座古老城市的历史相配。不是吗?

    我的城市,据考证,在西汉时期就有城的轮廓了。自此历数下去,经历了多少朝代呢?远的不说,自清朝在此建都,也有三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了,而眼下,除了昭陵园林里还存活着与陵墓年代相当的松树,我怀疑,整个城中还有几棵街树活过百年。如此说来,这号称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岂不有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