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生活与艺术创作——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小说《女宾》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年生于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父亲是官宦子弟,酷爱戏剧;母亲是落破银行家的女儿。她很早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三岁时能阅读,五岁时开始上学,七岁时创作出故事《玛格丽特的不幸》和《笨蛋一家》。父亲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女儿身上,他让波伏娃树立对文学的信仰,向她灌输“世上没有什么比成为作家更好”的观点。波伏娃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她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法莫道不消魂国作家中的大师级人物,一个全部的生活都由写作来支配的人。她的小说《名仕风流》曾获得法莫道不消魂国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奖。不仅如此,她还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先驱人物,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美国和加拿大建立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研究中心,是证明她思想重要性的标志。1955年9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她和萨特曾一同访问中国。

                                                           “我们俩就是一个人” 

 在波伏娃的头上,除了炫目的光环外,人们热衷谈论的是她个人惊世骇俗的情感史。她是存在主义学者让-保尔·萨特的终身伴侣,作为20世纪文坛上久负盛名的一对,两人的关系尽人皆知。但是,他们从未履行婚约,也不住在一个屋檐下。萨特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承认他和波伏娃之间绝无仅有的关系可能持续一辈子,但这并不能代替其他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乐趣。他坦言:“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取代的爱情,但是我们各自也有些偶然发生的爱情。”所谓“偶然发生的爱情”,即指短暂的艳遇。萨特的这种思想,也正好符合波伏娃的信念。她拒绝婚姻,认为“婚姻不过是社会对私生活的干预”,她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她与萨特的爱情让她的自由有了保证,而正是这份自由,把她从束缚女人创造性的所有教育和社会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起初,他们签署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合约,在这两年里“尽可能亲密地度过”,但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后来又签署了第二个合约:永远不欺骗对方,尤其是不能隐瞒对方任何事情。他们分享一切:工作、计划、经历,包括各自的“偶然爱情”。他们彼此相爱并信任,五十年来,坚不可摧的友谊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对他们而言,形式上的家庭的负累实在显得多余。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任何束缚,他们共享这绝对的自由,因为,他们需要自由并彼此需要。

曾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处处长的玛德莱娜·戈贝尔回忆说:“他们在巴黎各自住各自的,但几乎天天见面,中午常常一起在圣日尔曼德普雷区的‘调色板’餐厅吃饭、聊天。就算没在一起午餐,也会恪守他们下午四点的约会,约好一起肩并肩地创作。他们可以有六个月时间都不知道对方具体在写什么,但他们的手稿都会在第一时间交给对方‘审批’。”

戈贝尔描述的是波伏娃和萨特两人相处二十多年后的情形。

对于波伏娃来说,萨特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她曾写道:“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会融洽地相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这种关系之上。”萨特对波伏娃的评价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身上最奇特的就是,她有着男人的智慧……和女人的多愁善感……也就是说,我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他在给她的信中强调:“您(波伏娃)就像是我人格的依靠。我唯一成功的事情就是我们完美、轻松的关系。”除了个人魅力的相互吸引,两人的默契更多地建立在精神、道德和情感之上。

西蒙娜说:“我们俩就是一个人。”

萨特说:“存在一种深入的关系,它不时成功地创造出一种个体——一个我们,这个我们不是两个你,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我们。”

在共同走过的漫长岁月中,他们一起经历了二战和物质匮乏,一起参与创办《现代》杂志,推介存在主义观点,一起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奔走……中间穿插着文学与哲学的探索和创作,以及各自或短或长的“偶然爱情”。

1929年,21岁的波伏娃与24岁的萨特倾心相恋,到1980年4月15日萨特离开人世,两位非凡的人物用自己的方式持续着只可能属于他们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传奇。6年后的4月14日,几乎是在同一个日子,由于同一种病因(肺水肿),波伏娃逝世,她被安葬在蒙帕纳斯公墓,继续陪伴在萨特身边。  

                                                      “把生活看成是一场幸福的冒险”

 1929年,波伏娃取得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1931年进入教育界,先是在马赛的蒙格立高中任教,1932年转入鲁昂的圣女贞德中学。在蒙格立高中,波伏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年轻的举止高雅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课堂上她直截了当地向学生坦言她对工作、财富、正义、殖民的看法,喜欢和学生谈论纪德、普鲁斯特、卢克莱修。她的生活无拘无束,每逢休息日,她都穿着一件旧裙子、一双草底帆布鞋,带着一个装有香蕉和面包的果筐,徒步出门旅行。她也独自去咖啡厅、餐厅、电影院以及人们认为不大正经的街区,在行走中构思她的新小说,并和自己进行创作对话。

在圣女贞德中学,波伏娃的学生中有个与众不同的俄半夜凉初透国小姑娘,名叫奥尔加·科萨基维奇,她是俄半夜凉初透国流莫道不消魂亡贵族的后裔,有着白晳的脸蛋和金色的长发,长得十分可爱,她的异国情调引人入胜,不仅如此,她身上还有种在波伏娃看来“不知晓的某个东西”非常迷人。奥尔加的身世唤醒了波伏娃对幼年时代的回忆。她的父亲也是一个贵族,也有过高贵的地位,过着体面的生活,只是后来沦落到了粗俗的小市民阶半夜凉初透级中。奥尔加就像一面镜子,让波伏娃从中看到了自己。

奥尔加对波伏娃绝对信任,并像着了魔一样地依恋波伏娃,同时,“她的面容、姿态、嗓音、语言、叙述……”也整个迷住了波伏娃。

1933年9月,在勒阿弗尔任教的萨特作为外籍助教去了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在那里亲眼目睹了纳粹主义的甚嚣尘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混乱。两后年,重新回到勒阿弗尔,在通向伟大的作家之路上暂时一事无成的他,一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这种情绪已经到了令人疯狂的地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萨特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奥尔加成了他的一剂解药。有她在场的时候,萨特的疯狂的幻觉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总能找回轻松快乐的感觉。萨特也由此狂疯地爱上了奥尔加。

为把这位俄半夜凉初透国小姑娘留在身边,波伏娃想方设法说服了她的父母,答应辅导奥尔加的学习,做她的良师益友,以便让她攻读哲学学士学位。她和萨特还为奥尔加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而事实上,奥尔加根本什么都不再学习,她个性独立,藐视一切束缚,满怀热情地过着自由放任、随心所欲的生活。她搬进了波伏娃在鲁昂老城区租住的小绵羊饭店,和萨特、波伏娃一起组成一个“三人小集体”。他们是情人、朋友、同盟,每个人都同时扮演着诱惑和被诱惑的角色,三人的爱形成一个圆圈,彼此努力做到没有偏爱,感情平均分配。

在一个二人小组中引入第三人,这让每个人都会从他人的眼光中看到自己,这个主题强烈地吸引了波伏娃和萨特,为此,他们宁愿把生活当成实验场,同时也“把生活看成是一场幸福的冒险”。在他们看来,这份爱情通过三面镜子不停地传递感情和情绪,这是对传统习俗的挑战,并成功地藐视所有的心理学和所有对内心的分析研究。

这个“完美的情感结构”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对萨特来说,这涉及一种纯粹的感情扩张;对于奥尔加来说,没有任何人和萨特同等重要。而对波伏娃而言,这是一段激烈而痛苦的经历,她在对奥尔加的柔情和对萨特坚定的爱情之间挣扎,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被施了魔法的怪圈。为了摆脱这种魔法,她把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搬进小说《女宾》里,并在小说结尾,杀死了“奥尔加”。三人组合最终解体……

                                        “荒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创作艺术品”

萨特说,荒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创作艺术品。波伏娃和萨特的生活本身就如同一个虚构的故事一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他们作品的素材就取自他们自身。

半自传体小说《女宾》创作于1939年,背景是二战前夕和初期的法莫道不消魂国巴黎,人们生活在对战争的恐惧不安和对未来的忧虑之中,灾难何时降临成为人们日常避不开的话题。在和平时代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人们不相信会有战争,而战争却以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力量一天天逼近,直到真正暴发。小说正是顺着这条暗淡的时间主线展开。其中的人物,皮埃尔·拉布鲁斯是巴黎著名剧院的名演员和大导演;作家弗朗索瓦斯是他忠诚的爱人和助手,他们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但战争带给人的混乱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挥霍殆尽,他们的剧院随时面临关门歇业。格扎维埃尔是个年轻的乡下姑娘,几乎尚未成年,因为不满鲁昂积满污洉的城市和毫无生气的城里人,从寄养的叔叔家逃到巴黎,弗朗索瓦斯为她的魅力所征服,收她做养女。三个人物分别对应现实中的萨特、波伏娃和奥尔嘉,从而构成小说中的“三人组合”。三人中,弗朗索瓦斯与皮埃尔两人互为知己,他们的思想总是一致,“就像一个人”;而弗朗索瓦斯对格扎维埃尔出于保护者的责任,处处体贴呵护,格扎维埃尔时而表现出的依恋,也使两人不时产生情人般的柔情;至于皮埃尔与格扎维埃尔,几乎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从费朗索瓦斯的角度看来,“她爱他们,他们爱她,他们相爱。”一对和睦结合的夫妇已经很美好,而三个竭尽全力彼此相爱的人更加多彩多姿。美好的三人组合,一种超乎寻常的生活方式,让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在他人眼中,他们看起来的确很美满,有时两两相伴,绝大多数时间全体出动,臂挽臂齐步前进在大街上,像串通好了似的都很快活。但事实上,三人只要坐下来,便会开始地狱般的心理煎熬。格扎维埃尔是个敏感、聪慧的姑娘,同时也是一个情绪激烈、生性傲慢和富于嫉妒的女人,她不满足于与弗朗索瓦斯分享一个皮埃尔,她身上有种邪有暗香盈袖恶的东西,总是让她时而会产生一种损害他人、伤害自己以及让人憎恨自己的需要,这让三个人都很难受。三人组合最终以格扎维埃尔投入热尔贝的怀抱而瓦解。热尔贝后来却成了弗朗索瓦斯的“偶然爱情”。格扎维埃尔彻底输了,只有靠谎言生活。小说中的热尔贝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博斯特,他曾经是萨特的得意门生,二战时期成为波伏娃的情人,后来娶了奥尔嘉为妻,而生活中的奥尔嘉一直是波伏娃生活圈子里的朋友。

尽管波伏娃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是她主张,一部作品的美必然要超越现实状况,具备非真实性。《女宾》的中心主题是“他人的幻影”。她认为,“他人即地狱”。当一个人迷失了自我,只想从别人的目光中来辨别自我时,他就会陷入这个地狱。弗朗索瓦斯只有通过格扎维埃尔带给她的反复无常的感情而存在,要想从这种魔圈中解脱出来,就只有摧毁另一个存在着的人。“不是她便是我。”小说最后,弗朗索瓦斯打开煤气阀门,杀死了格扎维埃尔。

波伏娃花了四年时间创作了《女宾》,1943年8月,在法莫道不消魂国作家协会帮助下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并因此一夜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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