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诗歌·往事载《2011诗探索·中国年度诗人》

我·诗歌·往事

川美

当我说着“我”的时候,我对“我”是困惑的。不只困惑,还有尴尬。我突然发现,我对那么多的“我”是多么疏离、多么无知、多么没有把握。

每日清晨,揽镜梳妆,镜子里映现的“我”,是站在外面木然地望着它的那个我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它长着我的模样、穿着我的睡衣,并且,当我挤眉弄眼的时候,它也挤眉弄眼,我描我的眉毛刚好描在它的眉上,我涂我的口红,也涂上了它的嘴唇?而且,而且我必须按照它暗示给我的,才能描出既准确又好看的眉线和唇线……可是,如果是的话,我笑出声来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笑出声来?我喊“疼”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能先于我说出这个“疼”字?而接下来,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它又行走在哪里呢——那个镜子里的“我”?

某个夜晚睡在床上,梦幻竟也创造出另一种生活情境中的“我”的生活。家还是醒时的家的样子,屋中却平添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男婴,“我”的第二个儿子?是的。“我”却完全没有生育之痛,甚至连生育的过程也没有。而“我”的大儿子分明是我唯一的儿子,警院的大二学生,梦境中,他正坐在临窗的电脑前看一部仿佛永远演不完的韩剧。意识告诉“我”,“我”有责任将襁褓中的婴儿也培养成一名大学生。培养的第一步是教它说话,我对着它的小脸,让它看着“我”的口形,说“妈妈”,它没有发音,却似乎心领神会地点了一下头;“我”把它抱到窗前,指给它看我的大儿子,说:“这是哥——哥。”它同样心领神会,并以一声清晰的“嗯”回应。“我”惊愕地望着这个精灵一样的小人儿,不知道接下来该对它做什么。就在“我”打开襁褓打算将它抱出来的时候,更加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我”发现它分明是长着灰翅膀的我从没见过的鸟类!有鹭鸶那么大,翅膀轻轻扇动着。“我”双手握住它的腋下,狐疑地看着它的一张鸟脸问,“你想飞吗?”而“飞”字一出口,便意识到这话多不吉利,马上补充说:“不会的。”接着,以最快的速度再次将它裹在襁褓里。仿佛没有过度似的,方才的鸟又变回到了婴儿的样子……

真是一场离奇的梦!那么,梦境中的“我”是我吗?如果不是,它为什么以我的模样、我的心境、我的身份,心安理得地、如此习惯地生活在我的家里,并且与我共有一个读大二的儿子?而如果是,当“我”迈出梦的门槛回到现实中,梳洗完毕,吃过早餐,步行四十分钟后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开始处理一堆新闻稿子,“我”已然是这一个我了,甚至我的儿子也回到自身,在寒假里百无聊赖地看韩剧、看电视里的“非诚勿扰”,去武校练散打,到体育馆玩篮球——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是”的话,此时此刻,梦里的婴儿该在哪儿呢?它为什么不跟随我们一块“走”出来?它仍然留在梦里,还是那梦另有出口使它得以顺利地“飞”回到它自己的世界?

除了镜子和梦,令我迷惑的还有记忆。当我说着“我”的时候,许多个不同的“我”穿过记忆半透明的门走进来,围拢在我身边。它们的出现是无序的,既不按年龄或时间先后,也不按个头高矮先后,甚至不按学历资历、身份地位,但是,我肯定,它们有另外一套秩序,姑且猜想是按照由它们自己掌握的与我的关系亲疏程度吧。一些“我”随时随地伴在左右,像仆人一样听从召唤。比如,这一个,这个乡下小姑娘,它生活在中国东北部的大平原上,它的家在离辽河很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东面也是村子,村子南面还是村子,尽管距离要远一些。村子西面有一道防洪堤,堤的西面是一眼能望到天边的大片土地,土地上生长高粱大豆苞米,闪动着水量丰沛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或水塘。天空中除了天象呈现给你的一切外,经常看见的是悬置在半空中的老鹰,鸣叫着飞远的成群的大雁和天鹅,至于小燕、麻雀和鹌鹑,仿佛就生活在人的生活里,除了不跟人聊天,也不跟人一个桌上吃饭。河流和水塘里有鱼和水鸟,也有莲花、水葫芦、蒲草之类的水生植物。大地上活动着做农活的人,以及自在散慢的各种生畜和禽类。村子的北面也有一道防洪堤,站在堤坝上能看见横在远处的大辽河和河岸上绵延不绝的林带。小姑娘就生活在这片广大的天地之间,作为农民的后代,它有着天生的勤劳品格,所有的农活差不多都做过了,并且正是在劳动中一点一滴积累着对自然的认知和情感——的确,直到今天,我对大自然的全部知识和印象都是它教给我的。不用说,如今的那个村子已经是另外一副模样,连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完全改变了,而小姑娘依然为了我而固守在那里——不,事实上它固守的仅仅是彼时的村庄和彼时的自然,那一切和它本人一起进入记忆中的这一个“我”的世界。

除了这个小姑娘,还有几个亲密的“我”,一直陪伴在我的路上。这一个是怀着初恋每天经过一大片向日葵地、一条小河、无边的豆田到五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读初中的“我”;这一个是坐在火车上独自到遥远的广东一所铁路中专学校读书的“我”;这一个是在春末夏初某个浓雾弥漫的日子里穿上火红的婚纱坐马车出嫁的“我”;这一个是坐在建于1934年曾经的伪满时期“奉天铁道总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和后来直至今天的沈阳铁路局办公大楼里担任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青年团干部的“我”;这一个是做文学期刊编辑的“我”;这一个是做企业报新闻工作者的“我”——它跟此时此刻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的我很接近,但即是昨天的“我”,也显然不再是此时此刻的我了;这一个是喜欢跟纸上的“迪金森”们在一起、偶尔也自己写点诗歌的“我”——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个“我”跟我的精神挨得更近;这一个是经常害神经性头痛的“我”,这一个是不善交际、与人交流时常常焦虑健忘的“我”。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这个“我”,在我的生命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正是它让我在家庭关系中命中注定地扮演着某一个人和某几个人的妻子、母亲、女儿、儿媳、姐妹的角色。

当我说到“我”的时候,我说的便是这一切单个的“我”的集合吗?去掉这些“单我”,真的几乎无话可说。但是,这些“单我”显然不是“我”的全部,另一些“我”、大量的“我”沉入时间的河流、生活的沙漠和遗忘的海洋——当然,也会有几个幸运地潜入别人的记忆?

我是一切的“我”,我是过往的“我”,我是所有被遗弃的“我”的狠心的奶娘,并终将狠心地自我遗弃。

说到诗歌,上面提到的“我”中,有一个小声地、几乎是羞涩地承认,它是诗人。

所以谦卑,因为自从1997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以来,它写出来的诗,公开发表的实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而在这很少的一部分里估计只有更少的一部分被少数读者阅读过,也被喜爱过吗?不知道;它几乎很少参加(是事实,不是理由)、也从没获得过任何国内或省内有影响的诗歌奖项,即使偶尔应邀参加诗歌征文大赛,获得的名次也很少突破三等奖;它的诗歌不属于任何流派,它也从没加入过任何诗歌社团,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它只有很少的诗界朋友,而且越来越少了;它不怎么参加诗歌活动,近年来差不多连“小圈子”也疏离了,多半是没机会,部分是没时间,有机会也有时间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放弃。许多年来,它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写诗,像小业主经营自己的小做坊;它的诗歌产量不高,又不善于经营,写出来的东西,有人要就拿去,没人要就放着。“酒香不怕巷子深”。它很会安慰自己;家人和亲戚中,除了丈夫和儿子,没人知道它写诗,同事和朋友中有人知道它写诗,但从来不知道它写得怎样。它从不跟他们说诗的事——他们全都不关心诗,他们对它的关心也从来不体现在对一个诗人的关心上;它似乎没有诗人的形象和气质(诗人必须具备怎样的形象和气质呢?),而且不浪漫、不“痴狂”、不另类,总之,一点不诗人(2004年,参加诗刊社第20届青春诗会,诗人刘以林直言:川美不像女诗人。它当即反问:为什么呢?刘诗人笑而不答);要紧的,它对诗歌似乎从来没达到所谓执著的境界,如果听到某某诗人“为诗歌活着”,它会感到愕然。在它,必是先活得踏实了,才可能让诗歌活得好一点;它不善于推销自己,更不善于炒作,它的人“不温不火”,诗“不温不火”,名气也——好在它不怎么在意名气,而且为自己找到一个最能自我安慰的榜样,它时常对自己说,艾米莉·狄金森活着的时候也无名呢,生前发表的诗歌不过只有8首……

除了上述提到的,它谦卑的理由还要再加上一个:对莫测高深的诗歌理论有本能的恐惧感。不是不读诗歌理论,是读了太深奥的理论难免犯头疼的毛病——那种“摸不着头脑”的头疼。它一直很羡慕也很佩服诗写得好、又能说得头头是道的诗人兼诗论家,而它自己从没发表过诗歌理论,它知道,它绝对驾驭不了那样一套语言系统。对此,它同样为自己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榜样。波兰著名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时说,“演说中的第一句话总是最难讲的……接下来的话也很难讲,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句,因为我讲的是诗。这个题目我过去谈得很少,几乎从来没有谈过。我总觉得我谈不好……”瞧,连诺贝尔奖得主都坦言谈不好诗呢!逢着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编辑要求附上“诗观”时,它会觉得十分为难。即使很用功地写出来了,也还是觉得难为情,因为不知道那写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正宗”的诗观。比如这一则《诗歌与诗人》(《中国诗人》2006年第3期):

诗歌是诗人之幸,也是诗人之不幸。诗歌会让诗人在习见的事物面前不经意地停下脚步,发现并发呆;让诗人在一枚朴素的草叶上看见上帝的脸孔,邻人的脸孔,自我的脸孔,脸孔的脸孔以及脸孔里的命运;让诗人骑在一只蜗牛的背上,悠然地阅读历史,阅读宇宙,在宁静的夜里仰望星空并将自我融入某一颗星星,或者融入虚无;让诗人倾听风的歌吟、水的呜咽、蚂蚁的愤怒与心跳,以及神在幽暗处的诅咒和笑声。因之种种,诗人皆有悲悯的情怀和敬畏万物的向善之心;因之种种,诗人的神经较之非诗人的神经更敏感而脆弱,常因不堪重负而发出裂帛或断弦声。诗人不能没有敏感和脆弱,而诗歌却不能仅仅敏感和脆弱。我想信,一首有生命力的诗歌肯定是从某颗强健的心脏里流出来的,而通向这颗心脏的神经一定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它也写过这样的用以充当诗观的东西(《蝶与诗》):

        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早春的蝴蝶,她是如此柔弱、单纯,却也谨慎、

迟疑,既全然信赖世界,也不打算对抗或逃避。然而,她的确有着惊人

的、幻丽的美。她的翅膀完美而清新,精致又干净,像新打开的两片花

瓣儿,而她的芬芳就是她全部的灵气——我惊叹,这样一个惊人的创造

物,出自造物主的哪一只手呢?

……

可是,一只蝴蝶就这样消失了,像灵感一样。

这个早春,我打量着我写出的每一首诗,试图从词语中辨识出蝴蝶的头部、身子、翅膀、斑点、银亮的蝶粉。这些诗也同样新来乍到,有一点紧张,有一点不安。我在一旁催促着,飞起来呀,为什么不飞起来呢?可是,即使我大声地喊到“蝶”,那个“蝶”字也不曾离开白纸一毫米,我是多么沮丧!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一只凡人的手怎可以期待它像造物主的手一样神奇呢?

一首诗已然来到世间,这已经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想想她从前的样子,啊,她从前是什么样子呢?她曾经藏在我身体的什么地方?舌苔上、腋窝下、发髻间,还是衣袋里?一群纷乱的意识,像风和蜂,像偶然到来的沙尘暴,像找不到方向的河流。而她突然在我长久的呆愣中,呈现出蝶的样子,并心领神会地张开翅膀,她也许到死也飞不起来,可是,只有我最懂得——她有多卖力气!

它还写过一篇跟散文和诗歌都有点关系的东西,题目是《像散文一样生活,与诗歌一起仰望》,只是没有整篇发表,写散文的部分被当作散文刊登在一本散文刊物上,写诗歌的部分刊登在2004年12月号《诗刊》上,其中的一段或者也可以权当“诗观”:

诗人的灵感来自对世界的无知与好奇。他时时睁大眼睛,观看;竖起耳朵,谛听。为了与世界交流,他需要学会万事万物的语言,他懂得一朵小花说到“快乐”就舒展花瓣儿,说到“忧伤”就将花瓣儿向内心收扰;他懂得青蛙在夏天聒噪是向绿色和美食吟诵它们的口水诗,而冬天的沉默是对寒冷表示不满和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诗人置身于万物之中,他是万物的诠释者,他的全部使命是代万物说出它们的本意。面对世界,诗人永远怀着受孕的冲动,他时常充满期待、脸儿苍白,就像母鸡等待孵化中的小鸡破壳一样,等待思想的分娩。一首诗的诞生让诗人痛苦,也给诗人以世俗享乐之上的快慰和幸福——每一首诗诞生,诗人自己也随着诞生一次。

说到往事,我下面提到的人,也许不属于我结识的最著名的诗人或者诗坛上的重要人物,但是,在我的诗歌道路上,他们的确起到了影响、引领、扶持的作用。

一个诗人常常会被问起:为什么写诗?

是的,为什么呢?缘由也许不尽相同。

我开始文学创作初期,以写小说、散文为主,手边能找到的最初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作品是一篇题为《弯道》的小小说,刊登在1988年辽宁青年杂志出版的《青年工作者》月刊上。当时我在沈阳铁路局团委办公室任秘书。后来,认识了同在一座大楼里工作的四位文学青年(现在这座大楼里文学青年大概已像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一样绝迹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三十几岁的样子,对文学怀着极大的理想和热情。我们差不多是一个松散型的文学小组,经常一起执酒聚会,偶尔也到野外郊游,约定回来每人写篇东西,刊登在路局文联的内部文艺刊物《铁流》上。我想说的是他们中的一位。诗人紫莲,时年三十出头,精明强干,是当时局办的秘书科科长,不仅公文写得漂亮,诗也写得蛮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便得到他的一本诗集《北方抒情诗》(百花文艺出版社)。那时候,我对诗一点不懂,根本谈不上欣赏,只是觉得那些句子特别美,几行美好的句子排成一列,便构成了非常美好的情境,特别是唯美婉转的爱情诗,你写成小说也许要几千字才能写明白,他用诗十句、二十句的就够了,而且令人回味。逢着聚会,他偶尔会带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诗歌,酒致兴时,拿出来读给大家听。晚上到他家喝茶的时候,他也会把抄好的诗页拿给人传看。也许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我们中的另一位文友西村,本来是写土得掉渣儿的乡土小说的,也写起诗来,还出过一本诗集。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两人无论谁写出一首得意之作,都等不及见面似的,操起电话读给我听,而我不管当时手里忙着什么,即使在厨房炒菜也要把火关掉,以便听对方把诗读完。

子莲和西村,就是我最早接触的诗人。

我最早接触的诗界前辈是原《诗潮》主编罗继仁老师。与紫莲、西村交往甚密的那几年,我有时会陪他们一起拜访罗老师。1997年(我在《中国铁路文学》杂志社工作,之前已在这里做了五年编辑,主要负责散文、诗歌、评论)秋的一天,我们去拜访罗老师时,他提到要搞一个沈阳地区青年诗人专辑,他向他们两人约稿时,也顺便约我写几首。罗老师也许不知道,我那时还只是写过几首不敢见人的闹着玩的小诗。但是,正是罗老师这句举重若轻的话,把我不知不觉地领到诗路上来。一首近70行的诗歌《渡一湾秋水》,刊登在《诗潮》(1997年11-12月号)上。罗老师的宽厚仁爱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他退休离开《诗潮》杂志社,主编《中国诗人》后,仍一路扶持着我,我的几首长诗差不多都是经他手发表的。罗老师还鼓励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也是至今唯一一本诗集《我的玫瑰庄园》。

写到此,已深深地想念起罗老师来,很久没见他了,抽空一定去看看。老先生烟酒不粘,每次去只带给他一点茶,他夫人赵老师会用切得精致的水果款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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